“书记，我可以走了吗？”小扁问。

“你不可以走，我还有话。”书记说，“解小扁，刚刚接到公社教育组的通知，停止你的工作。”

“为什么？”小扁问。

“我也不知道。县教育局和公社教育组的人下午就到，他们来了，你就知道为什么了。”书记对民兵连长说，“刘顺，你安排几个人，把小扁带到大队办公室去吧，好好照顾着，别出事，出了事我们无法向上边交代。”

九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说小青临死前在作业本上写了一首诗：

“俺是山里娃，说啥普通话？满嘴大白话，皇帝拉下马。只要思想红，照样干革命。”

正好上边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这个事件，非常典型，于是就引起了县里的注意。

小扁被关押在大队部里。我们很担心，便相约着，前去观看。听说县、社联合调查组的组长就是当年四清工作组里那个能讲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傅春花，我们想跟他说说，他当年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还想告诉他，小扁之所以要在村子里推广普通话，也与当年他讲普通话给我们留下了那么难忘的美好印象有关。

我们一到大队部门口，就被站岗的基干民兵挡住了。我们村民兵连是公社武装部授予的先进集体，配备着十支破旧步枪，一百发子弹。虽是破枪，也比棍棒和梭镖威严许多。这些基干民兵，平日里是和我们打打闹闹的兄弟爷们，但披挂起来之后，他们的面孔，就变得严肃而深沉，使我们心生敬畏，不敢亲近。小扁的娘和爹也哭哭啼啼地赶来，想往里冲，持枪的民兵把大枪一端，眼睛一瞪，他们的腿脚，就定住了。

许多人聚集在大门外，书记出来，和颜悦色地说：“都回去吧，围在这里干什么？有什么好看的？”

小扁的爹苦着脸问：“他大叔，小扁到底犯了什么罪？”

书记摇摇头，很为难地说：“老扁，怎么跟你说呢？”

“小青和俺家小扁，好着呢，”小扁娘说，“她们俩在俺家炕头上，吃着糖块学官话，糖块是小扁买的。”小扁娘说。

“老嫂子，回去吧，”书记说，“我会向工作组如实地反映情况。”

这时，一个秃了头顶、戴着眼镜的人，从办公室里出来，指着我们对书记说：“把大门关上！怎么搞的嘛！”

几个基干民兵在书记的指挥下，把那两扇大铁门喀喇喀喇地关上了。我们感到适才这个人有点面熟，在铁门关上那一霎，当年那个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许多好印象的傅春花，和他重合在一起。

“他已经当了教育局的副局长了。”陈国忠在我们身后，悄悄地说。

我们猛然地想到，适才，这个傅副局长讲的普通话已经很不纯正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白天不敢去，晚上，我们就悄悄地溜到铁门外，将耳朵贴在门缝上，听着里边的动静。头几天晚上，我们听到小扁大声喊叫，用的依然是标准的普通话。后来的晚上，只能听到工作组的人在喊叫，却听不到小扁一点声音了。

十天后，联合调查组撤走了。

大队部院子里的大门开了，小扁从里边走出来。院子里静悄悄的，仿佛一个人也没有。办公室里的电话铃叮零零地爆响着，没有人接听。

小扁的爹娘迎上去。

我们也跟着迎上去。

“孩子，你没有事吧？”小扁的娘哭着问。

小扁头发很顺溜，衣服也还整洁，只是目光有些呆滞。

“小扁，你还好吧？”我们低声问她。

她抿嘴一笑，我们以为她要说话，但她没有说。

联合调查组回去发了一个文件，停止了在全县中小学推广普通话教学的运动。当时还有传言要追认小青为革命烈士，后来没了下文。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小青为什么要自杀。小青和小扁关系那样亲密，学习普通话的热情那样高，为什么要写那样一首诗？是谁发现了那首诗？又是谁把那首诗送到了县里？我们怀疑是高大有伪造了那首诗，我们也怀疑是书记或者是宝田把那首诗送到了公社教育组。我们的理由是小扁和高大有有仇，而小扁和小丘的关系，伤害了书记和宝田的感情。但这些怀疑，也经不起推敲。因为高大有生前，曾经许多次地在大街上，在学校的墙上，用拐棍，用粉笔，不断地写、划：“那首诗，不是我写的，我高大有是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不干这种卑鄙小人的事……”高大有临终前，瞪着眼不肯咽气，他的老婆对他说：“他爹，村里人都知道，那首诗不是你写的，你闭眼吧。”他这才闭上眼睛咽了气。至于宝田，在小扁疯了之后的表现，让我们深为感动。他找到小扁的父母，说：“大爷，大娘，小扁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我要和她结婚。”

后来，宝田真和小扁结了婚。结婚之后，宝田带着小扁，去地区精神病医院治了三个月。回来之后，小扁发了胖，两个腮帮子嘟噜下来，见了人就笑。问她：“小扁，认识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