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我爱人？啊，我们是在文化馆里认识的。我在那儿的文学小组，她在那儿的音乐小组。我写的一首歌词儿，她看中了，谱了曲，在区里业余会演的时候演出。她拉琴，我唱。得了奖。一块儿去吃了顿饭，庆贺庆贺。这么着，我们俩认识了。

她说我的歌词儿写得好，充满了对生活的爱。我写的是一朵野花儿。我写它怎么在春天里发芽儿，怎么开花儿，怎么让人踩车压，依旧开着花，送给人不多的香气儿。

她问我：“你观察的那么细微，写得那么有感情，为什么？”

我说：“因为我天天儿看见死亡。”

她愣了，她竟不知道我是个火化工。

我可知道她，是个才毕业的大学生，是妇产科医生。

打那天起，她有好几个月，不跟我说话。在文化馆排练节目的时候儿，她只是愣愣儿地瞧着我。

我爱她，可压住了这份儿激情。我们火葬场的工人，在世俗的眼睛里，命定了是该一辈子打光棍儿的。我不能对她说出来我爱她，那是不尊重苇雪——她叫李苇雪——让人家心里头难受。让人家自个儿拿主意。她不爱我，我也不怨，舆论的压力搁在一个姑娘的肩膀上，那可不是小分量，能压死人的。我自己也得有点儿自尊，二丫儿已经给我的心抡了一锤，我不能让别的姑娘再砸它。我得留着自个儿这拳头大的心给国家，给社会，给千家万户，好去殡殓他们的亲属，送给他们一点点儿安慰。我的心不大，分不出多少份儿来。

到底，有一天，苇雪约我去紫竹院。在新修的亭子上，望着快沉下去的夕阳，她轻轻问我：

“你在那儿干什么工作？”

“给死人美容。”

“你不怕吗？”

“开头儿怕。不但怕，还恶心，常常吃不下饭去。我不形容那些死人的脸，没必要给你添腻味。后来，习惯了，把那些尸首看做我的画板，或者塑形材料，慢慢儿地就好了。”

“这工作有额外的补贴吗？”

“没有。工资跟大伙儿一样。我挣得比你少。”

“这工作有什么意义？你不嫌烦？”

“我不用说大道理，那也是强拉硬扯。可所有的亲属看到他们的亲人，躺在那儿，那么安详，跟睡着了一样，就觉得他没有经受死的痛苦和折磨，都心安一点儿。不少人流着泪向我道谢。”

她不说话了，望着晚霞长久地出神儿。

“有这本事，不好给活人化妆？”她又问。

“可总得有人干这个。”我说：“我干得不错。还搞塑形化妆呢！塌了鼻梁骨的。我给捏个假鼻子，两腮瘪了的，我给贴丰满了。我把伤口盖上，眼睛闭上，破了的嘴唇粘好。让所有的死者，跟活着的时候一样走出人间。”

“可这有什么用呢？反正是死了。”她叹口气。

“是啊，我的艺术品最多展览三天。然后，都送到炉子里。可你知道吗？这三天，我的心里头装满了活人的爱与感激。这份儿感情，我的心装不下。我有时候，甚至会觉得死者也坐起来，含着眼泪冲我点头儿道谢。”

“别说了，怪瘆人的。”她轻声叫着。

“你不是也跟死亡打交道？”我问她。

“是啊，”她叹口气，“我有时候想，人世间的科学最没能耐的就是医学，最后胜利的还是死亡。”

“这可有点儿悲观，”我劝她，“你见天儿接待小孩儿。一个个婴儿降生。无论哪个人死了，都拦不住孩子出世。医学是跟死亡争时间的科学，也是迎接生命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