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跟她说我要去火葬场工作的那一天，她告诉我，电影厂请她去拍电影。她怎么也受不了这个实践的判决。她简直想象不出一位电影明星怎么跟一个烧死人的工人一块儿走在大街上，更甭说上公园儿去观赏玫瑰和牡丹，在柳树荫下一块儿划船。清风、细雨、鲜花，绿草，诗与音乐，都同生命连在一起，留给死人的只有黑暗。我天天和死人做伴，于是我就被判定为准死人，半死人，与这些美绝了缘。所以，她二话没说，——当然，她流了眼泪，可这拦不住她同我诀别，我们从此就“拜拜”了。

您看，人的荣辱，差别就在顷刻之间，在宣布请她拍电影的那几分钟里，她变了，由一个收破烂儿的“下贱的”姑娘，变成了耀眼的明星。我呢，只是咯噔一下儿，不会比这个时间更长，下决心去当烧死人的工人，立刻就从不算低贱的知识青年沦为下九流的最末一流，沦为不齿子文学艺术，也不齿于高雅的理论家的最下贱的人。可是，在这短短的一念之间，无论我们俩当中的哪一个，又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漂亮的程度上，更甭说在身体与眼睫毛的长度上，都没有增长一分一厘。可是，身价与荣辱，连同整个社会的舆论和观感，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那一刻之前，我们俩是般配的；而那一刻之后，我们俩成了绝缘体。这叫什么呢？如今她的照片儿印在日历上，一年之中让人们整整瞧她一个月。我呢，在这一个月里要打发许多同时代的人急忙忙奔往另一个国度。你们作家老是说生活，您分析过没有，我们俩在一刻之间便界限分明的生活？

不，我没那么狭隘，看见别人成名成家就气不愤儿，恨不得把他们都拉下来；我也不主张把挂历上的电影明星照片儿都换下来。不管怎么说，漂亮姑娘的照片儿，总比把我的照片儿印到挂历上受看。谁肯花钱一个月一个月地老瞅着个傻小子呢？我是说，人们命运的差别，甚而品格的高下，生或者死，往往在乎顷刻之间，俗话说，您赶到“点儿”上了。正好比火车站的调车场，在岔道口分车，这辆往东，那辆往西。没必要把东去的车捧成神速的火箭，也用不着把西往的车说成缺轱辘少轴。社会分工啊，没有我们殡殓工人，人死了就没处儿打发。哪位不服，哪位死一回试试。

对对，就说您自己吧，倘或那时候儿您真的也进了火化场工作，而且碰上个死羊眼的领导，甭管您写出什么样儿的锦绣文章，他说死了就是不答应调出您来，您今日会是什么样儿？会不会四处受到欢迎与鼓掌？说不定有人瞧见您，会如同瞧见我一样，老远就捂起鼻子，怕尸首味儿揉搓了他的心肺。可您自个儿无论是在火葬场当工人还是当作家，自身的价值变了没有？没有哇。您还是这么高，或许没有这么胖。生活呀，自有它自己的规律，现时无论什么社会科学还不能完全说清楚这一切，干嘛老是为荣辱高低，争强斗狠呢？成功了，鼻子翘到天上，失败了——也未必是失败——就寻死，上吊抹脖子，喝敌敌畏，给我们添乱。重要的在乎认识自身。自个儿瞧得起自个儿，这就全齐了。

瞧，我又发了一大通牢骚。

还是说她吧，我那从前的女朋友，如今的电影明星，她碰上我，没人的时候，离我三尺说一两句话儿；要是有人，她那好看的脖子那么一扭，给我个后脑勺儿。我不爱理她，甭管有人没人。

听说，她搞了四五回对象，跟在农贸市场上买鸡一样，拎起鸡脖子细细地掂量。两年前，她到底结婚了，这兴许是那第六位候选者。还真不赖，他结婚那天，给了我一张请帖。我本不想去，可我妈老是叨叨：

“树人呐，还是去瞅瞅吧。要说呢，二丫儿也算没忘了当初你们那点儿情分。还惦着你这火化工。去给人家道个喜，别让人家瞧着我们小肚鸡肠，也别让人家觉着我们比别人矮半截。去，换上你那套毛料儿衣裳，让大伙儿瞅瞅，烧死人的不比电影上那小伙子们丑多少。买点儿厚礼，甭让人以为咱们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