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这都是三年前的往事了。

刘锜来东京不久，马扩也随着调离西北军。

一个从辽逃到北宋来的汉族官僚马植（后来改名李良嗣又赐姓为赵），首先创议派人从登州泛海到东北去和新兴的女真领袖密约夹攻辽朝。这个创议富有吸引力，的确投北宋君臣之所好。但由于朝廷的办事效率向来很低，因循苟且，拖延了好几年，才被付诸实施。第一批派出去的人选值得慎重考虑，有人保举因公出差在青州的马政。因为他是个军人，胆气过人，不怕危险，又因为他有过和臧征扑哥谈判的经验，熟悉外交业务，并能谨严不泄；还因为他恰恰出差在青州，与登州近在咫尺，朝廷可以就地取材，不必另费周章。

古堡谈判，论功行赏时，朝廷中很少有人提到这个疏远的低级武官，现在他的名字被重新记起来了，大家认为派他出去是妥当的。就这样，他作为第一个使者参加了“海上之盟”。后来活动的范围扩大，人手不够，又有人保举了他的儿子、已经有了承节郎那个起码的宫衔、正待要去充当京西路武士教谕的马扩做他父亲的随员。因为他也曾伴同刘锜到谿哥城里去当过人质，表现得很沉着、很有勇气，因为他恰恰是马政的儿子，这件事索性就烦他父子两个，省得再去物色其他的人；因为……

马政父子被任为谈判的使者，是因为有了上面说的那么多的“因为”。这些把他父子俩抬举得很高的“因为”都是由刘鞈直接或间接提供的。但是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为”，因为那是一份暂时还看不见有什么好处，却要冒杀身之祸，决没有人出来竞争的“优差”（连得它的创议者马植也要看看风色，等别人去闯开了道路，他再愿去参加）。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个“因为”，上面的那些“因为”都要随之而化为乌有了。官场中的因果关系受到一种特殊规律的支配，此中人都很明白这个道理。

从登州到东北去的航道，已被官方封闭多年，初次出航，谁也不能保证一帆风顺。金和朝廷未通过一介之使，贸然闯入。去意不明，更兼身带礼物，随时有被劫杀的危险。再则，就算和金的首脑搭上关系，谈判还是需要极度秘密地进行，万一泄露机密，被辽方侦知，或者谈判进行得不顺利，朝廷怕受到辽的指责，很可能牺牲他们以灭口。总之，这是万死一生的好差使。当他们欣然接受这个任务对，只觉碍它非常有趣，富有刺激性，没想到那么多的危险，更没有料到它后来会发展成为关系到三个朝代兴衰存亡的重大历史事件。

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他们就是这样偶然地、不自主地被投入一场历史的大风暴中。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深入发展，随着任务的性质越来越明朗，牵涉面越来越广，随着他们自身的见解的不断提高，他们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肩负重担，意识到他们投身进去的这场政治赌博，是要把朝廷的命运当作赌注的巨额赌博。强烈的责任感迫使他们不但要完成别人指挥他们去做的工作，他们还要考虑应当让别人怎样来指挥他们行事。

马扩虽然强烈地支持这场战争，可是对于朝廷并没有对战争真正下定决心，特别对权贵们的泄泄沓沓，得过且过，缺乏深谋远虑，感到很不满。刘锜问到他关于“也立麻力”的传说时，他乘机发挥道：

“女真国家虽小，人口不多，却是万众一心，号令严明，分明是个强敌，岂可等闲视之？在围猎中就可看出，他们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必有所获，否则决不罢手。相形之下，朝廷专门忙些不急之务。例如今天的告庙，就是一项色厉内荏的举动。正因为自己内视有所不足，所以要借这个大典来掩饰一番，以炫耀远人的耳目，实际上能收到什么效果呢？只怕金使正在暗中窃笑哩！”

“女真小而锐，”马扩接下去分析比较道，“久受辽廷压制，一旦奋起，猛厉无前，所以能在数年之内，纵横决荡，逐走天祚帝。我朝大而疲，朝士空论虽多，无裨实际。最可笑的是夹攻之议，已经谈了两三年，在军事上却漫无布置，一心只想坐收渔利，不劳而获。一旦时势紧迫，不得不仓猝命将出师，心里还在害怕真正打起仗来。譬^[pì]如弈棋，已经落了后手，还不奋发图强，所以处处受制于人。这件事说起来，令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