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官家一时兴之所至的称赞，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全部接受马扩的意见。事实上童贯的奏疏早已先他的条陈而达御前，官家先已入了童贯之见，认为赵良嗣的计划值得一试，现在又觉得马扩的条陈也很有道理。他沉吟片刻，就作出决定，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调和折衷起来。他对刘锜说：

“朕看赵良嗣、马扩二人之计，都可行得通。朕意即派他两个到奉圣州去见金主。一面烦卿到前线去参赞戎机，协助刘延庆筹商进兵燕京之计。如辽果有内难，我军事得利，取得燕京。他两个去了就以祝贺为名，兼商善后大计，不必再提借兵取燕的话。万一前线军事邂逅不如人意，自不得不假助他力，与我合取燕京。联此番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增重其事杈，诸事他都可与赵良嗣权衡商酌，临机应变，总以取得燕京为第一要旨。卿到军前，可与马扩委曲说明，并道朕对他倚重之意。朕的手旨，也烦卿一并赍去了。”

其实官家的意思，也还和童贯一样，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燕京城，否则上无以对祖宗之灵，下无以塞朝议之口。至于用谁的力量拿到它，倒还是次要的问题。他虽然两用马扩、赵良嗣之计，在内心中毋宁认为行马扩之计，要担一点风险，还不如行赵良嗣之计，直截了当就可取得燕京。化一点金帛，对他是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在两者之间，他是有所侧重的。这一点刘锜心里很清楚。手旨中的要点，是要马扩等克日前往奉圣州。马扩可以违抗刘延庆、违抗童贯的命令，却不可能违抗圣旨。既然圣旨中明确地规定了任务、行程，到了此时，马扩纵使再有一百个“有利”，二百个“不利”，也无处去说了。他只得怏怏然溢于言词之表地告辞了刘锜，与赵良嗣一起动身，取道河东边线的代州前往奉圣州去。

能够作为自己的主人的人，一般都在干着与本身愿望相符合的事，有时迫于环境，虽也会去做一些相反的事，但只限于特定的场合。马扩曾经多次出使辽、金，每一次都认为自己要去完成的任务有益于国家，也符合他本人的意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意识到他这次出使要去执行的是别人强加于他，与他本身意愿绝对相违反的任务。换句话说，他此行要去执行的任务，完成得越符合上面的要求，就越加给朝廷带来严重的灾祸。但是这个朝廷的主人——官家，不会因他这样忠心耿耿而感谢他的，因为他与官家之间隔开的层次实在太多了。高高在上的官家怎么可能清楚地了解一个沉在低层的微末武弁的一切想法呢？官家既然称赞他的条陈为“伟论”，又怎么可能忽略了他杂陈中最主要的一点，反而派他到金邦去执行一项他最反对的任务？

官家确实不可能了解马扩的观点。在官家的想法，还认为“两用其计”是满足了马扩一半的愿望，而特擢他为国信副使，又满足了他另外的一半。过去马扩只以随员的身份跟随父亲出使金邦，没有正式名分，现在他作为龙图阁学士赵良嗣的副手出使，他的名字、官衔都要载在国书上，这就大大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他应当为了这两个一半拼成的完全的满足，为了官家对他沛施鸿恩而高高兴兴地前去奉圣州“履新”才是。

官家理解的马扩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马扩，好像他理解其他在官场的梯阶上一直向上爬的千千万万名官员们一样。

马扩的条陈写得如此明白，又经过官家信任的可以在他面前说话的刘锜在其间疏通，不料得到的结果还是与他的本意大相径庭。他不由得第一次想到童贯之所以如此“得君”，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取得官家的御笔，这是由于童贯与官家之间的想法大致相同，而他本人与官家的想法却是很不相同的缘故。

这时，马扩第一次想到他本人与官家之间的关系。

对于他，官家本来是高不可攀的，但他过去从未想到过这一层，这因为他一向崇拜官家是天纵聪明、洞烛一切的，而他自己过去干过的，现在正在干的和将来准备去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官家的利益，他与官家之间根本不存在扦格凿枘的可能性。过去事情也有办得不顺手的时候，那都是王黼、童贯一干人在中间上下其手、为祸作祟的缘故，与官家无涉。至于政宣时期许多荒谬的陋政，也由于同样原因造成，与官家无涉。这一次，他和官家的距离骤然缩短了，官家欣赏他的才能，在御笔中亲自写了“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几个字，还嘱刘锜转言对他倚任之意，他倒反感到自己与官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正是这个天纵聪明、洞烛一切的官家为他的“事业”带来了许多碍手碍脚。如果官家真是聪明睿智，洞烛一切的，为什么竟能接受童贯这样一个明显的荒谬绝伦的建议，要求金军入关，拿下燕京城，好像过去下令全军不得渡河挑衅一样？难道官家就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给他的朝廷和他本人带来无穷之祸吗？

这个“为什么”忽然好像一颗种籽植进马扩心里。从此，马扩常常要想到一些他的能力暂时还无法解答的问题来苦恼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