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来的第一个惊人的消息是，燕王耶律淳久病不愈，加上马扩使燕降谕，使他惊惧不已，已于六月二十四日病逝。根据甄六臣口述，耶律淳死后，萧干和耶律大石带着大部分奚、契丹军遄返燕京，拥立萧皇后为女主。为了防止人心浮动和宋军的反攻，萧皇后虽已改元称制，对外仍严加保密。事情已过去十多天，宣抚司对此还是一无所闻，充分说明辽政府对此保密的程度以及宋朝宣抚司谍报工作的无能。

经过这次突然的变化后，由汉儿组成的常胜军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也更加危险了。耶律大石认为它患在肘腋，力主乘大军云集在易州、涿^[zhuō]州一带的机会乘势把它消灭掉，以免后患。事实上他已经暗暗地调兵遣将，定下一举歼灭之计。但是曾经统带过常胜军的萧干这时秉承皇后的旨意，力图要保全它，并把它完全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便在实力上保持与耶律大石相平衡的地位，制止了耶律大石的军事行动。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第一次分歧。

常胜军拥有上万名铁骑的实力，它的统帅郭药师是个头脑冷静、机诈百出的军事野心家。无论要干掉它、或者把它的指挥权全部抓过来，都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郭药师充分利用时机，利用萧干和耶律大石的矛盾，他下令缩短防线，把全军集中到涿州来，以防耶律大石的突然袭击。对前线撤下来的契丹大部队采取严密警戒的态度，不让他们靠拢。对萧干则是虚与委蛇、待机而动。他几次单骑跑到萧干的营帐里，一再对他表示矢忠效顺，誓死无二，让他完全放下心来。却迟迟不接受进山去剿灭义军的命令，仍然是一套老的办法。

这种在矛盾的夹缝中寻找生机的办法，显然不可能持久。他们必须另找生路。

甄六臣带来的第二个惊人消息是：鉴于形势的严重性，甄五臣和常胜军的其他几个高级将领交换过意见，准备投降南朝。只等宋军再次向辽军发动攻势，他们就力促郭药师率领全军在涿州反正。甄五臣代表五个统将，就这个问题向郭药师透露过，郭药师表示了默认的态度。

这两个消息的重要性果然是无与伦比的，马扩立刻把甄六臣带去见了童贯。童贯绝处逢生，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中，忽然产生了活机，立刻据情转奏官家。官家准奏，于是第二次伐辽战争又开始了。

但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就是令人沮丧的。

既然要作战，就得恢复统帅部的编制，任命都统制。众望所归的种师中没有被任命为都统制，反而调到后方去当一名无足轻重的防将。朝廷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几十年来种氏在西军中树立起来的威信和影响连根拔除，这真找到一个绝好的时机了。为大家鄙视、连他本人也没有预想到的刘延庆被任命为都统制，何灌被任命为副都统制。何灌原来也是西军旧人，后来调到东京去当高俅的副手，在西军将校的心目中，这个何灌早已成为朝廷化了的权门依傍者，这种人在军事上不可能再起什么实际的作用（后来他很快就被调到东京去）。人们从这两道新的任命中就可以预卜到战争的黯淡前途。

七月余下来的几天和整个八月份都在令人气闷的沉默中度过去，没有看到宣抚司采取什么积极的措施，也感觉不到在前线应当感觉到的紧张气氛。

在这段时间中宣抚司唯一的新措施就是派刘鞈到真定府去接收早在第一次伐辽战争开始前就由他在那里经手招募的新兵。这支新兵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能击刺骑射，可供前线调拨。另一名幕僚孙渥被派到太原府去协助知府张孝纯募兵，并商量把河东路部分兵员向前方输送的工作。张孝纯身为地方大员，素来又有知兵之称，童贯不得不跟他客气一点，让孙渥去当他的助手。

战争是一种消耗的事业，从长远来看，兵源必须补充，这倒未可厚非。但是无论真定募兵，还是太原征兵，为数都极为有限。现在要紧做的工作很多，特别是经过一战溃败，散处在前线各地的西军还没有完全动员、集中起来，也没有作出任何整顿军务调整前线的计划，倒先去干些不急之务，不知道他们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些什么药？这使得马扩十分纳罕。

此外，马扩还发现新的统帅部确是经过彻底的改组了，改组得面目全非。除了刘延庆本人挂帅印、坐镇统帅部以外，平时进出得最勤的是何灌、辛兴宗弟兄、刘光国、刘光世弟兄、杨惟中、王渊等等。王渊是童贯的亲戚。杨惟中镇压方腊后，朝廷赐田赐宅，都出于童贯一力保荐。他们都是西军中的分裂分子，现在霸占了统帅部，使得西军旧人都裹足不前，有时被迫召来会议，也是默默寡言，瞧着你们怎么办。倒是宣抚司的人员和统帅部的新人们拉得很紧，两者沆瀣一气，十分投契，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调子。

向来不善于发表议论的刘延庆自从挂了帅印后，忽然变得哓哓多言了。他力主持重，反对进兵。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我军溃败之余，士气不振，兵力不足，万无可以战胜辽军之理。为今之计，只有派人到金军军前去乞师，请他们回军攻取燕京，我家送些金帛与他，从金人手里取回燕京，才是万全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