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契丹、奚家庭的妇女和孩子们也帮着搬运沙袋，掘土挖泥，助筑街垒。有的就躲在门缝背后射冷箭，闪到窗口来扔出桌、椅、衣柜等家生杀伤宋军。宋军要毁灭一个家庭，就不免要付出一些代价。

这支阻击军，包括一部分武装抵抗的家庭在内，最后都葬身在火海中。

这符合他们的愿望，“火”，消灭了他们的肉体，但使他们的精神获得永生。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得比生命更宝贵的两、三个时辰，阻滞宋军前进，使耶律大石能够完成王城的守御准备，使大局转危为安，使王城的保卫战产生了胜利的可能性。他们死可瞑目了。

所谓奇袭，就是要乘敌之不备，直取其要害之地，收得全功。不用说，燕京城是残辽政权的要害之地，是奇袭的目标。但是要害中之要害，却是王城。单是取得燕京而没有夺取王城，杀进皇宫，俘获皇后和将相大臣，瓦解军队的战斗意志，从根本上摧毁辽的统治枢纽，这场奇袭战就不能算为成功。

杨可世容易地夺得迎春门，成就了一半的大功，却没有乘机直取王城，反而分兵去夺其他的七道城门。可能有人批评杨可世的战略思想太保守了，由于他的行动滞缓，不够勇决，使耶律大石和萧皇后争取得时间做好准备，以致功败垂成。以“杨霹雳”出名的杨可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事业上，其错误不在于“霹雳”过甚，恰恰是由于他“霹雳”得不够。

从结果来看，这种议论似乎也言之成理，其实这不过是历史家在事后的空论而已，并非持平之论。事情过去以后，空论家要作种种批评、指责，都可以夸夸其谈。如果在这场奇袭中，杨可世做了相反的事情，不夺取和守住其他的城门，径扑王城，结果是外援从外城而入，截断杨可世的后路，前后夹攻，造成溃败。这样空论家仍可批评他不够持重，思虑不周，胃进“霹雳”。做个批评家是容易的，人类语汇中提供了成千上万条贬义辞可供他们左右逢源地使用。可是在事件的进行中，人们能够始终把握住事物的本质，不受现象欺骗，不左右摇摆，这就困难得多了。

就这个役后而论，直接指挥者杨可世在战斗进行中确曾犯了不少错误，但是导致奇袭战全部失败的主要责任，却不在他身上

大军出发以来，前后两军一直保持联络。当天凌晨以前，当杨可世的大军隐藏在丛林后面时，就派出第一个使者驰往后军通知消息。夺得迎春门后，杨可世又急忙派去第二个使者告捷，兼催后军快来接应。据杨可世的估计，最多不出三个时辰，刘光世的大军就会接踵而至。杨可世的主导思想是及时掌握各道城门的防守权。一来防止辽方官员逸出，通风报信，搬来援军。二来便于迎接后军入城增援。两军合并，有了二万六千人的雄厚兵力，以之攻取王城，扫荡辽军的残余抵抗力量就绰乎有余了，他并无全部垄断功劳的意思。可是事态之发展，大大出乎他的意外。他既没有料到外城契丹人的抵抗会如此激烈——其实当他下达了一律摘杀奚、契丹人的命令后，就应当想到这是必然的后果。这才是他主观上犯的最严重的罪行和最大的错误，而他反而倒因为果地认为是由于契丹人的猛烈抵抗才迫使他下这道命令，真是愚不可及。他更没有料到近在百里内的后军统领刘光世在这个紧要关头，竟然会想再观望一下，逗留不进，坐视友军的死活于不顾，最后造成这次奇袭的功败垂成——才是奇袭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原来刘光世接到头两起通知时，恐怕进城后还有一番恶战，乐得让杨可世去拼命，自己落后一步，等到瓜熟蒂落再去分享胜利果实不迟。杨可世派去第三个使者时，已遭到契丹人的激烈抵抗，使者为了督促刘光世尽快进兵，特别强调了战斗的紧张性和艰苦性。谁知惬怯成性的刘光世误解了使者的意思，认为战局已发生不利于我方的逆转。战局顺利时，他还想观望观望，战局逆转后，他又怎敢冒险上去接应？为了遮盖耳目，他率军在附近兜了一个圈子，借口迷途，就在当地驻扎下来，后来听听前方来的消息更加不利，他索性率部循原途逃回去了。谁也不会相信要找到近在咫尺的燕京城还会迷途，谁也不能原谅前方如此吃紧，负有接应重责的后军竟然丢下友军可耻地逃走。他冒着军队里的大不韪，竟然干出别人决不会干的事情。

一切胆小鬼干起可耻的事情来并不胆小，他有恃无恐的一条是父亲是都统制，无论怎样失机，父亲总要替他掩饰。刘延庆所谓“让儿子阅历阅历，长些见识”，儿子的见识就是这样“长”起来的。在利害关系上越见得分明，在行动上就格外卑鄙和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