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经理杨建华是惟一一个离开过凤凰桥工地的人。他需要在五个工地巡回指挥、检查。其他四个工地速度并不比凤凰桥逊色，工人和技术人员的高度责任感，在紧迫的任务面前，达到了忘我的程度。

曹局长站在凤凰桥宽阔的桥面上，拍拍杨建华的肩膀：“好样儿的。”

“工人们这些日子都干红了眼。”杨建华补充说。

曹局长点点头：“是呀，咱们市政工人用自己的汗水，证明了他们是好样的。”他是从铁道兵部队转业到地方的干部，分配到市政工程局，有人劝他不要去，说那是个最乱最糟最吃力不讨好的单位。他还是来了，他看到了这三个“最”。他想整顿，谈何容易。现在，他把这支最乱最糟最让人瞧不起的队伍，拉上了这个舞台，导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有苦有乐有难有险的大剧，震撼人心的大剧。

现在他首先自己被这个“剧”感动了。抗美援朝时，他是炸桥能手，也是建桥专家，在敌人的炮火底下，飞机轰炸声中，他用木头，石头，钢板甚至还有人的血肉之躯建成过无数座桥。战士们在战场上杀敌红了眼，在炮火中修桥架桥红了眼，那是在血中与敌人作战。而现在，没有炮火硝烟，没有飞机轰鸣、血泊牺牲，他的工人们仍然干红了眼。这是什么？民族之魂，中华民族的一股子精灵之气。有了这，何愁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念大学的儿子这一阵子老跟他念叨“民族的劣根性”，而且一一列举出例子论证给他看，他肚里装了桥梁学、工程学可没有那么多社会学、文化学，从没认真思考过儿子提出的问题，觉得儿子说得太片面，有时又觉得有点道理。而转业到这近十年，不知是不是儿子所说的那个“商埠文化”。他发现社会上机关里的的确确有那么一种令他厌恶的东西，扯皮、恭维、说漂亮话却不办事；淡漠、猜忌、牢骚满腹而又胸无大志，看别人冒尖就眼红妒忌，讽刺谩骂，背后做手脚……这使他厌恶反感然而他自己却无法摆脱，在全市这个大战役开始之前，他也不过是个庸庸碌碌想为而无为的闲官，而他手下的这些工人，也只会给马路来回打补丁，闲着没事就闹事，工程队里常常就像是一个泥泞的斗牛场。

而现在，在这场空前的壮举中，那些平庸似乎都被大战役洗涤，他和他的工人们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如果儿子了解了这一切，他会说些什么？

“好好干！”曹局长又一次拍拍身边这位年轻的经理，“下一个光明桥要更漂亮更利索，干出世界一流水平！”

杨建华笑笑，点点头。

局长一行人的汽车刚离开工地，老队长便找到杨建华。

“建华，又来人总结你的事迹呢，这回可是市里来的人。你年纪轻，估摸着要把你调局里去呢。”

下午，当总指挥部对桥进行验收的同时，市委的一个调查组也开进了凤凰桥工地。调查组直接找到老队长，要求他从清理工地现场的工人中抽出十个不同年龄不同性格的工人开座谈会。座谈会一开始，主持人就明确了会的主要议题，一是了解经理杨建华的情况，二是了解陈宝柱突击队及其本人情况。

刚才，老队长已经把人召集齐了，回过头来找杨建华。

“总结我的事迹？”

“可不，点着名了解你的事迹呢。”老队长脸色不太好看，“你是经理，咱二公司又争气，算是你经理领导得好，光总结你的也就罢了，可还总结陈宝柱的。我觉得不合适，宝柱这小子在凤凰桥露了脸，娘死了都不回家，豁出命干，这不假，可谁又是孬种？你不能捧他过了头，这两天，《青年报》登报，团市委表扬，就行了，怎么市里也把他当人了？难道说过去老实巴交、肯干的小伙子，像那几个队的，都顶不上他这个根儿有黵儿的人？”

杨建华望着老耿头，没有做声。

他不偏袒陈宝柱，也没特意宣扬过陈宝柱突击队。有次公司团委书记找他，说《青年报》准备采访一下公司的几个青年突击队。他对团委书记说，希望在宣扬正面典型事迹的同时，也要注意把一些落后青年转变为先进青年的事例宣传出去，展现一下市政青年工人的整体风貌。后来，《青年报》记者怎样采访陈宝柱，团市委怎么表扬陈宝柱，他就一概不知了。他赞成这种宣传，这不仅对后进青年的转变增加了动力，而且可以帮助社会去正确对待有过污点的青年。但倘把陈宝柱作为市级先进典型，他又觉得过了分。有很多青年突击队比陈宝柱突击队事迹更为突出，不能因为这是支由后进青年组织的队伍，就把先进的标准降下来。后进青年的觉醒在于人们把他们看做平等的人，一旦降低标准，只能造成他们心理上新的不平等。不能这么干。

“老队长，市里的人在哪儿？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