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倒想领教领教。”张义民来了情绪。这个只知“享受”、“乐趣”的姑娘难道还对政治感兴趣？

“好，你听我说。”罗晓维把一筷子白切鸡放到嘴里，细细嚼了，又喝上一口酒，这才开始“演说”。

“中国人的观念发展趋势，我以为目前乃至将来就只有一个：从务虚到务实。何为虚？何为实？虚便是所谓的荣誉，实便是物质，金钱。说白了，钱就是一切。人们追求，羡慕和尊敬的不再是什么革命经历，模范事迹，荣誉称号，道德典范，而是百万富翁。想想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法国大革命后资产阶级开始鲸吞掳掠，聚敛财富，成为暴富，而社会的旧观念仍推崇已经衰落的贵族。资本家有钱没地位。不少贵族已经没落潦倒，然而仍拼命维持和自我欣赏着徒有虚名的贵族头衔。资本家中的蠢货们拼命巴结贵族上层，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攀亲联姻，获取贵族的爵位。结果怎样？资本家最后主宰了一切，贵族的桂冠变得不值一文。有预见的聪明贵族，便早早加入资产者的行列，把自己变成他们中的一员。”

罗晓维说着，看看旁边毫无表情的张义民，喝了一口酒，接着说：“徐援朝和我们圈子里的一些朋友，就是这样的聪明人，有预见。他们利用老头子们现在还有的那点力量，办公司，搞大号买卖，就是为了成为百万富翁。而你，就像那些想爬到贵族圈儿中去的蠢货。”

张义民感到震惊、刺痛。罗晓维的话如此尖刻，而他却像被剥去了衣服、赤裸裸地站在那儿，狼狈不堪。

“你的比喻极不恰当。当今中国不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欧洲，无产阶级老干部也不是封建社会的没落贵族，社会性质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你的话，缺乏最简单的社会发展常识，还讲什么‘发展大趋势’。”张义民思索了一下，找到了反击的武器，语气也“狂”了一些。

“不恰当吗？可能。但却是真理。比如现在我们社会中最富的人是谁？是个体户、专业户、二道贩子。他们很多人原先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失业者，劳改释放犯，考不上大学的社会青年，贫困线上的农民，所以他们才不顾惜什么面子、尊严，才敢于冒险。仅仅几年时间，很多人成功了，成了万元、十万元、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户。人们嫉妒他们，可又有谁甘心辞掉铁饭碗，不顾面子和地位干那一行呢？人们仍旧在心理上鄙视他们。而实际上，这些人中的佼佼者已经改变了地位，进入了政界。现在捐出钱袋中的几分之一，当个政协委员的人大有人在。人们的这种社会心理早晚要变，到时候，社会发现，被人看不起的，不是那些万元户，而正是他们自己。”

罗晓维的话使张义民立即想起了万家福和自己。他一直瞧不起万家福，万家却家财万贯；他一直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沾沾自喜，张家却仍旧一贫如洗。

“你的意思，是让我去辞职当个体户？”张义民半开玩笑地说。刚才的语言交锋，已经使他紧张的神经松弛了。

“像你这样的，干个体，怕连家当都得赔光了。”罗晓维笑着用手背捂住嘴。

张义民见罗晓维讥笑他，有点恼火：“我就不信，我干个体干不过他们。但社会不能全是个体户，我有我的位置和事业。”

“对，你的位置正是你的优势。你抓住这个优势，会远远超过那些个体户。”

“这是什么意思？”

“把手中的权变成钱，就看你有没有胆量？”

张义民心里一阵惊悸，只觉得灌入耳朵的话冷飕飕的。他何尝不懂，但是他怎么能拿政治前途作为赌注，去冒风险。长期以来，他一直恪守着为自己设计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不曾越雷池一步。

“我有什么权？”他淡淡地说。

“你会不知道？徐援朝可一清二楚。”

“清楚什么？我只是负责监督、控制国家一类物资按计划分配，例行公事。”

“分配本身就是权。给谁不给谁就是权。”

“我无权决定给谁不给谁，只是负责审核局里上报的计划，公对公。”

“援朝会打通一些局，这些局里会报计划给你，你只要照顾一下批一批。好处，他会给你的。”

“徐援朝，要这些东西干什么？他是干保卫工作的，物资跟他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他现在手可长了，很多城市的公司和他有关系，只要你肯合作，你手中的那些木材、水泥、钢材都会变成‘大团结’。”

“他搞这些要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