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拓展：

（1）后人论说汉文帝，多与司马迁的观点相近，对文帝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认为“三代以下之主，汉文帝为最”（谢肇淛《五杂俎事部三》）、称其为“三代以后第一贤君”（汤谐《史记半解孝文本纪》）。确实，据史料记载，高祖建立汉王朝后，经过六十至七十年的治理，天下出现了经济比较繁荣、政治比较清平、社会比较安定的局面，是我国封建王朝中不多的盛世之一，文帝对此可谓居功至伟。不过，后世封建王朝称颂汉文帝时并非着眼于汉文帝利国利民的历史功绩，而是“私德化”的圣贤之风、大人之量，如《三国志魏书》卷二：“（魏文帝）常嘉汉文帝之为君，宽仁玄默，务欲以德化民，有贤圣之风。时文学诸儒，或以为孝文虽贤，其于聪明，通达国体，不如贾谊。帝由是著《太宗论》曰：‘昔有苗不宾，重华舞以干戚，尉佗称帝，孝文抚以恩德，吴王不朝，锡之几杖以抚其意，而天下赖安；乃弘三章之教，恺^[kǎi]悌之化，欲使曩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若贾谊之才敏，筹画国政，特贤臣之器，管、晏之姿，岂若孝文大人之量哉？’三年之中，以孙权不服，复颁《太宗论》于天下，明示不愿征伐也”；或是重行亲耕之礼，如《晋书》卷十九：“《礼》，孟春之月，‘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lěi sì]}，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藉’。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或是宽厚节俭之德，或是上以化下之教……侧重点不同，但皆未能从“公德”角度深刻理解文帝之仁政。而司马迁则不仅具体记叙了文帝的种种为政措施，还以大量诏令呈现文帝的民本观念，以“公德”标准高度评价了文帝的历史地位。

（2）汉文帝废肉刑、简丧礼、行节俭是有名的善政。然而后世亦有争论。如班固《汉书刑法志》说废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晋书》卷三十又回顾了由汉末至晋的多次复肉刑之议：汉献帝时，“名儒大才故辽东太守崔实、大司农郑玄、大鸿胪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行肉刑”；魏文帝即位，议复肉刑，因战争而搁浅；魏明帝时，太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正始之间，“天下无事，于是征西将军夏侯玄、河南尹李胜、中领军曹羲、尚书丁谧又追议肉刑，卒不能决”；司马昭主政时期，“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晋武帝惠帝时他又多次上书请复肉刑，皆未果；晋元帝时，卫展议复肉刑，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于是乃止。” 至安帝元兴末，桓玄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蔡廓上议赞成，“而孔琳之议不同，用王朗、夏侯玄之旨。时论多与琳之同，故遂不行”。虽说晋世最终并未能复肉刑，但除前面提到倡议复肉刑者，骠骑将军王导、太常贺循、侍中纪瞻、中书郎庾亮、大将军咨议参军梅陶、散骑郎张嶷等认为：“肉刑之典，由来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圣哲明王所未曾改也。岂是汉文常主所能易者乎！” ；尚书令刁协、尚书薛兼等议，以为：“圣上悼残荒之遗黎，伤犯死之繁众，欲行刖以代死刑，使犯死之徒得存性命，则率土蒙更生之泽，兆庶必怀恩以反化也。今中兴祚隆，大命惟新，诚宜设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蔽，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刑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必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为允”；尚书凯、郎曹彦、中书郎桓彝等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罪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化刑而济之。肉刑平世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对汉文帝废肉刑提出批评者已经颇多。对汉文帝的这些批评不能一概视为保守落后，有些言论其实已指出汉文帝刑法的不健全之处，深入探讨了真正人性化的法律制度，即使在今天对我们也颇有启发意义。

（3）而对汉文帝简丧礼的指责则多表现出儒家正统观念的局限性。《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曾载潘府上书请复三年之丧，总结了从汉至明的丧礼因革：“子为父，臣为君，皆斩衰三年，仁之至，义之尽也。汉文帝遗诏短丧，止欲便天下臣民，景帝遂自行之，使千古纲常一坠不振。晋武帝欲行而不能，魏孝文行之而不尽，宋孝宗锐志复古，易月之外，犹执通丧，然不能推之于下，未足为圣王达孝也。先帝奄弃四海，臣庶衔哀，陛下恻恒由衷，麻衣视朝，百日未改。望排群议，断自圣心，执丧三年一如三代旧制。诏礼官参考载籍，使丧不废礼，朝不废政，勒为彝典，传之子孙，岂不伟哉。” 潘府的提议未被采纳，直到清宣宗时才明令行三年之丧。然而，汉文帝的简丧礼之举在后世多被否定，如《三国志魏书二》裴注引孙盛语：“逮于汉文，变易古制，人道之纪，一旦而废”；晋杜预、羊祜云：“古者天子诸侯三年之丧始同齐斩，既葬除丧服，谅闇以居，心丧终制，不与士庶同礼。汉氏承秦，率天下为天子修服三年。汉文帝见其下不可久行，而不知古制……，学者非之久矣”（《晋书》卷二十），“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而汉文除之毁礼伤义，常以叹息”（《晋书》卷三十四）；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七十九云：“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此先王礼经，百世不易者也。汉文师心不学，变古坏礼，绝父子之恩，亏君臣之义；后世帝王不能笃于哀戚之情，而群臣谄谀，莫肯厘正。至于晋武独以天性矫而行之，可谓不世之贤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习常玩故，不能将顺其美，惜哉！”；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云：“汉文短丧，而孝道衰于天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四：“《晋书羊祜传》：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未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後杀姑，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其实，汉文帝三日除服的遗制不搞形式主义，不搞铺张浪费，实是利国便民之举。倒是晋武帝这等别有用心之人才需要利用儒家的“礼”本位、伦理本位观念，以三年之丧的所谓“孝道”来遮掩篡逆之事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孔子世家》中都对儒家的“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提出批评，而司马光、顾炎武等人却拘守儒家正统观念，孰是孰非，判若云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