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

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1950]。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1951]，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1952]：兰陵褚大，广川殷忠，温吕步舒[1953]。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1954]，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1955]，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1956]，至于命大夫[1957]；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一、文化拓展：

（1）《史记》在班固父子看来有这样的罪状：“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其是非颇谬于圣人”，也就是说，不以儒学为正统。这种说法影响很大，后世很多人都因此而对《史记》颇有偏见。

当然，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司马迁确实比较崇尚黄老之学。《乐毅列传》中，司马迁列举了黄老之学的传承谱系：“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此处所说的盖公便是曹参的老师，“萧规曹随”正是黄老之学在政治上的体现，得到了司马迁的高度评价：“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除此之外，《齐太公世家》、《管晏列传》中齐太公、管仲等人“因其俗，简其礼”、“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的治国之术亦为司马迁所肯定，而这样的治国之术正是“黄老之学”（参看《齐太公世家》之“文化史拓展”）；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汲郑列传》）也甚为司马迁所称道；吕后、文帝的“休息”、“无为”在司马迁看来亦是善政；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还明确提出：“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以此来质疑酷吏政治，这同样也是以黄老之学为基础的，徐复观先生就曾指出，“循吏”之“循”即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的：“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中的“循” [1958] 。

而对于儒林人物，司马迁确实也有不少微词乃至讥讽：在《史记》中，并没有为大儒董仲舒专立一传，只在《儒林列传》中提及董仲舒以治《春秋》名家；叔孙通制礼，不过是使专制君主感叹一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叔孙通列传》）；公孙弘因儒学而由白衣至三公，任学官时曾向武帝上疏倡导儒学并为武帝所采纳，使得当时儒学大行，可是，这么一个儒学方面的重要人物在《史记》中却基本上是一个“希世用事”、“曲学阿世”、“外宽内深”（《平津侯主父列传》、《儒林列传》）的反面角色。司马迁对儒学在当时的盛行也是持一种批判态度：“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后世著名学者方苞对此有着相当精辟的分析：“其意盖曰：自周衰，‘王路废而邪道兴’，孔子以儒术正之，道穷而不悔，其弟子继承，虽陵迟至于战国，儒学即绌焉，而孟子荀卿独遵其业，遭秦灭学，齐鲁诸儒讲诵不绝。汉兴七十余年，自天子公卿皆不悦儒术，而诸老师尚守遗经。其并出于武帝之世者，皆秦汉间摧伤摈弃，而不肯自贬其所学者也。盖诸儒以是为道术所托，勤而守之，故虽困而不悔。而弘之兴儒术也，则诱以利禄，而曰‘以文学礼义为官’，使试于有司”，以圣人之经为艺，以多诵为能通，而比于掌故。由是儒之道污，礼义亡，而所号为文学者，亦与古异矣。”（《又书儒林传后》）

可是，话又说过来，司马迁对周公孔子这样的圣人、对于“六经”这样的儒家经典其实评价很高：并无侯国、封地的孔子被列入“世家”，而且，孔子摄鲁相事在“迭见法”中多次出现；儒家的经典“六经”是司马迁作史时的重要参照——“考信于六艺”[1959]，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还多次提到自已写作《史记》正是效法《春秋》。

以上所述看似矛盾，其实不然。司马迁是有着深刻理性精神的学者，他心中并没有先验地悬搁任何权威，不仅仅秦皇汉武等有着特殊政治地位的人士不是权威，就是在当时已被定为官学的儒学也不是权威。在他看来，孔子固然值得钦敬，但也没必要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 ，儒者其实也有着“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孔子世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太史公自序》）、“用文乱法”（《老子韩非列传》）、“不知时变”（《叔孙通列传》）、“文多质少”（《万石张叔列传》）、“怀诈饰智”（《汲郑列传》）等缺陷弊病。而且，从《孔子世家》、《孟子荀卿列传》、《仲尼弟子列传》等篇章的字里行间，我们不难发现，司马迁最为称赞的是先秦儒以“道”抗“势”、以“德”抗“力”的人格精神。而这种人格精神在《儒林列传》所记述的汉儒那里则失落了，汉儒们得到显赫地位是因为“曲学阿世”、“阿人主取容”、“希世用事”，儒学在成为官学的同时也沦落为利禄之学。可以看出，司马迁并非不分青红皂白地贬低儒学、指谪儒林，而是对异化、扭曲、堕落了的儒学与儒林人物予以理性化的解剖与批判，重新以“道”与“德”而不是“势”与“力”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所以，司马迁不仅“是非不谬于圣人”，而且还是对圣人学说之真精神的承继与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