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解：

与其说本篇是从先秦到汉武帝时期的儒学兴衰史，还不如说是儒学“境遇记”。也就是说，本篇记述的重点是，从孔子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统治者怎么样看待儒学、儒学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了怎么样的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各传记中的议论放在结尾处的较多，此篇则在一开始就来了一段深沉的感慨：

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

从后文可以看出，“广厉学官”实际上标志着儒学成为官学、得到统治者的认可乃至倡导、儒学成为在政治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学说，这是匡古未有的事情。如果把此篇视为儒学兴衰记，此时应该是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而司马迁恰恰在儒学最为兴盛的时期“废书而叹”，这就耐人寻味了。我们自然要追问，司马迁为什么要“废书而叹”？

为什么？难道司马迁在感叹：儒学直到此时才“兴盛”，走过了太长的路程，付出了太多的代价？

并非如此。从本文的字里行间，再联系《史记》的其他一些篇章，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对儒学的“兴盛”颇不以为然：

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作为儒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公孙弘不过是个“曲学以阿世”的典型——在记述完辕固生直抒已见而得罪窦太后、不得不去斗兽、差点儿丢掉老命之后，文中突然写到：“固之征也，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辕固生对公孙弘这番告诫恐怕不是空穴来风吧，作为古文大家的司马迁此等笔墨恐怕也不是随意写就，而是微言大意吧。

再参之以《平津侯主父列传》、《汲郑列传》、《平准书》，公孙弘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敢直言进谏，常常迎合汉武帝的意思。汉武帝穷奢极欲，他就声称“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汉武帝独断专行，他就“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自已的建议不被武帝采纳，他也从不“庭辩”之。甚至有一次，他与汲黯等商量好要向武帝提意见，可是，一到汉武帝面前他就“倍其约以顺上旨”。当汲黯当场抨击他背信弃义时，他说：“夫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可汉武帝居然认为他说得对，“益厚遇之”。可见，他对于汉武帝的逢迎是深受汉武帝赏识的，此人高居相位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以至于当淮南、衡山造反时，连公孙弘自已都为自已无功被封深为不安，上书乞免，汉武帝都没有答应，称赞了他的“谨行”，使他“竟以丞相终”。而所谓“谨行”，不过就是他善于逢迎上意罢了，总是逢迎上意的公孙弘难道还能够坚守儒学的种种原则、主张吗？司马迁对公孙弘还有这样的断词：“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在此篇《儒林列传》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为从谀。弘疾之，乃言上曰：“独董仲舒可使相胶西王。”

别说这不是温良恭俭让的儒者所当为，就是一般人有这样的行径恐怕也会被人骂一声卑劣吧。

再看看在这所谓的儒学“兴盛”时期，此篇对其他儒者的记述：

学官弟子行虽不备，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言《诗》虽殊，多本于申公。

诸齐人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

自是之后，而燕赵间言《诗》者由韩生。韩生孙商为今上博士。

张汤死后六年，兒宽位至御史大夫。九年而以官卒。宽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从容得久，然无有所匡谏；于官，官属易之，不为尽力。

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

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

何以《易》，元光元年征，官至中大夫。齐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阳相。广川人孟但以《易》为太子门大夫。鲁人周霸，莒人衡胡，临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于杨何之家。

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长史，持节使决淮南狱，于诸侯擅专断，不报，以《春秋》之义正之，天子皆以为是。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以学至大官。

这里，按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顺序逐一记人叙事，人物纷繁却秩序井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记述的这些儒者并没有为国为民的政治作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因儒学而“起其家”、“至大官”、“显贵”。再联系此篇前面所说的“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我们是不是已经约略明白，司马迁的“废书而叹”是感慨儒学虽然开始为统治者所礼遇，却已被异化为功名利禄之学呢？此篇还追述了先秦时代、汉代武帝“独尊儒术”之前儒者们的种种遭遇，我们再联系《孔子世家》中孔子与弟子对儒学“天下莫能容”的议论，是否已经可以看出，司马迁确实对儒学的所谓“兴盛”颇不以为然，倒更为称赞儒学未“兴盛”之时的真精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