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你乐意，我萨尔瓦多随时奉陪。”

他哈哈大笑，接着又消失在酒吧的阴暗角落里，倚着墙观察着客人。

他叫萨尔瓦多布鲁内里，来自西西里山区的圣马可村，他的职业是电工。

他无疑是个值得注意的人。

“我们接到一个重要的举报：有20公斤纯海洛因，正从越南经过波兰运往慕尼黑。”匿名举报人没有说更多的情况，没有接头地点，没有时间，只提供了一个信息：“有东西来”。

对慕尼黑刑警毒品科的彼得赖伯探长来说，这个举报就意味着他们要进入一级戒备状态，他认定这情报属实，而不是开玩笑，开玩笑的事他也经常遇到，对匿名举报电话先要搞清虚实。他在科长办公室里紧急召集了这次会议。

赖伯探长遗憾地耸耸肩说：“举报人有东欧口音，可惜我们没有录下来——不可能每个电话都录音，他很可能是个波兰人，我在想，如果越南人和波兰人联手，为什么波兰人会举报这笔能赚好几百万的生意呢？此外，越南人也是新出现的。这个新团伙的手段极其毒辣。换句话说，在慕尼黑形成了一个新的战场，有我们干的了。”

“除电话以外，没有别的情况吗？”科长问。

“没有，只知道20公斤海洛因已经上路。”

“这就是说，也可能早已到了慕尼黑。”

“那举报就没意思了。”

“基本上没意思。这笔生意没有地点，没有时间，我们怎么办？”

“应当要求立即加强监视波兰边界。”

赖伯说是这么说，可他知道，这个建议只是一厢情愿。波德边界漏洞之多就像一个筛子，加强监视从技术上和人力上说是根本不可能的。科长的话同赖伯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就得沿着波兰边界修一道‘柏林墙’。说正经的，我们怎么办？”

“没办法！”赖伯说得这么直截了当，有几位同事吓了一跳。“没办法”这个说法在警界是个令人憎恨的、很刺激人的词儿。“没办法”意味着对犯罪活动束手无策，人们不得不眼睁睁看着国际犯罪日益泛滥，看着犯罪分子把德国变成他们理想的活动场所。宽松的德国法律是各种犯罪滋长的沃土。波恩政治家们顽固地禁止监听电话，向犯罪分子打开了德国的市场。m赖伯探长曾在小范围内一针见血地说过：

“团伙作案只判四年，而一个人偷税漏税却判五年。一个杀人犯只要请个好律师，律师提出犯人在童年时曾受过心理损害，就只能判10年。在这10年里，犯人乖乖地参加监牢教堂合唱团，在牢房里画圣母像，六年之后就被认为可以‘重返社会’而获释。我们的司法制度不是有毛病吗？请大家回想一下发生在德国北部的一个案件：一个女人在牢里表现良好被提前释放。可是，几个月以后，她抢劫另一个女人，用刀子把人刺成重伤。她又被捕受审，案情很明白。但检察院什么反应呢？把她放了！据说她有可以证明的固定居住地址，就没有理由监禁她！这算什么事儿呢？再举个例子吧，我喝了酒以后用啤酒杯把你的脑袋砸碎了。怎么办？没事儿。我可以证明，我几年以前出过车祸，得了脑外伤。精神病专家可以证明，我在行凶时是喝醉了酒，出于一时冲动，而最重要的是‘一时’这个词……法院决不会判我谋杀罪，至多判我误杀罪，加上我当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肯定从轻发落。而实际上，我就是要杀死你，是冷酷的谋杀！我自由了，可是你死了！我们的司法实在大有问题。”

这会儿赖伯在会上接着说：“我们只有凭运气和靠巧合了，那就是靠我们打进去的侦察员给我们通风报信。不过那时候海洛因早已运到港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