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终于把钻头部位提到地上，从钻面上拿下一把泥土，在手掌中翻来复去察看。那泥巴的样子像砸烂了的根汁啤酒冰根，内有闪光发亮的水晶，大小如同一角银币。发现永久冻土绝不是一件可庆幸的事，但是拜伦布思泰特尔显得很开心，说：“我再往下钻６０英尺，看看是啥样子。”

艾玛鲁茨陪我走到我的车旁。透过门廊的屏风我能看到她丈夫的侧影，他仍在我们离开他时那个老位置。艾玛鲁茨递给我一个纸盒，对我说：“里面装着我们的一些杂记和物品。好好保管它们。”我把它们放在车子的后座上，身子坐到方向盘的前面。

“再附带说明一下，”她说，“墓志铭除了写成四个短行以外，还至少应两次提到尤雷克鲁茨的名字。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吸引人，过目难忘。”

“过目难忘？”

“是的，简短，像广告词那样，一种能在人们脑海中转来转去的词句。你能行吗？”

为了１０００美元，是的，我想我能行。

我后悔自己接了这件差使。多佐伊先生，你是知道的，我写东西速度相当慢。我这人做事病态似的慢吞吞。就算发一个伊妹儿，发出之前我总要修改上６次８次。我有没有替尤雷克鲁写了墓志铭？写了。写了几百种、几千种草稿，但没有一种是灵感激发出来的，连一种过得去的都没有，更别说有让人过目难忘的。

这里安息着尤雷克雷茨，

无论在战斗岁月或和平时期

他报效祖国，鞠躬尽瘁。

尤雷克鲁茨，我亲爱的丈夫。

这几句不是我试写的各种墓志铭中最好的一种，但已是最好之一。尽管反复研读那些杂记寻找灵感，可总是失之交臂。

１９４３年，尤雷克鲁茨是一名陆军航空部队的飞行员，时年２１岁，他首次把P-63响尾蛇王战斗机降落在费尔班克外面的拉德机场。他是运送美国租赁给苏联的战斗机的十几个飞行员之一。这些飞机要穿越西伯利亚交给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亲密盟友斯大林。弗尔班克是个中转站，苏联飞行员从那里把飞机接走。每次执行任务，尤雷克鲁茨在返回蒙大拿州大瀑布城去驾驶另一架飞机之前，在费尔班克只能停留一两天。不过，在他对费尔班克镇短短的２０多次造访过程中，他爱上了这个镇及其周围并不惹人喜爱的景色。

战争后期，他遇上了驻在塞拉利昂的在英国皇家空军哨所服役的一个护士，艾玛肖克洛克特。虽然这次他们的邂逅是短暂的，但他们一见钟情。战后他们结成了夫妇，她便随他来到了冰冻的北国。

尤雷克鲁茨——干什么会什么。

同什么人都能交上朋友。

在社区里样样事情都带头。

我的亲爱的丈夫——尤雷克鲁茨。

尤雷克鲁茨夫妇很快就同２０世纪中叶的费尔班克粗犷而乐于接纳外人的社会各界磨合得相当好。在那个年月中，到那个地方去居住要有很大的勇气，要愿意去抓住各种诚实的机会，要摒弃阶级和社会地位的限制，要对你所见到的每一个热血志士伸出你的友谊之手。（我常常有这样一种愿望：我要是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来费尔班克镇居住该有多好！而不是于１９７３年赤手空拳又心存贪欲地来到这里。）他们夫妇俩先后辛辛苦苦地当过矿区看门工，开过路边旅店，烤过面包，干过外科护士，做过土地丈量员以及军营大厨。他们干的最长的活是开采金矿，他们甘冒风险买进一片凸出在北极圈中的土地办起了自己的企业。而支持他们度过艰难岁月的乃是尤雷克鲁茨充当飞机驾驶员。一名好飞行员在阿拉斯加总会有活干的，因为在阿拉斯加小型飞机就像在曼哈顿的出租汽车那样，司空见惯。

有一样东西我在他们的信件中、剪报中、照片中从未见到过——孩子。很显然，他们从未生育过孩子。

１２月初，艾玛鲁茨打电话来向我了解进展情况，我既如释重负又颇感惶恐。之所以如释重负，正如我所担心的那样，此项差使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把我所有业余时间都占了去，我把好几个有望写好的短篇小说给拖了下来，因为我的心思除了墓志铭以外，写什么都静不下来，连我白天干的那份本职工作也有了疏漏之处。

惶恐不安是因为即便我已经竭尽全力，我还是拿不出像样的东西。尽管情况如此，我还是听了艾玛鲁茨的劝说，当晚带上我认为比较满意的１０种供挑选的草稿去面见她。

她在读稿时我盯着她的脸色看，我想知道我能得几分。我们两人坐在他们舒适的客厅里，没有装饰的木条墙上染上一抹金色的亮光，空气中飘浮着木柴燃烧散发的烟香味。尤雷克鲁茨被架在轮椅上，置于铸铁火炉边上。此次与上次见面相比，情况已坏多了。他体重大减，皮肤没有血色，皱巴巴地包着一身骨头，连呼吸也显得很困难。在我这个不懂医道的外行人看来，他已病得非住院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