颤抖着，我脱下衣服，藏起枪，躺在我的爱人身旁，一想到她的病毒，我就觉得肉皮发麻，但病毒是看不见的，而凯瑟琳是温暖甜美的。我们相互玩笑着，接着我一言不发，急不可耐地压在她身上，感觉我长久思念的拥抱。我曾经想温文尔雅有节制地爱她，但热情和绝望驱走了对瘟疫的恐惧。我沉浸在致命的狂吻中，把生死置之度外，三四次后，我释放了所有固积的狂热，惊惧和恐慌被彻底清除，我沉醉在甜蜜的麻木中，这时凯瑟琳则像春风一样从我身边飘开了。

我恢复了理智，转头看她，她正用清澈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

“我以为我还记着呢，”她喃喃地说，“可我已忘了那么多。”

“我也是，但是我敢打赌我们忘的事是不同的。”

她格格地笑了，又满怀心事地说，“或许现在你信任我可以告诉我了吗？”她说。

“信任你告诉你什么？”

“你为什么这样生活？”

“这事我能选择吗？”

“我的小和尚，”她说，搅着我的头发，“坐在他的小跑车里。”

“什么？”我的睡意一瞬间跑掉了。

她的手指在我面前摇动着；一副“我抓到你啦”的神态，说：“我看见你追求那个吸毒过量死了的小歌手了，她叫什么名？野花？在威尼俱乐部，大约六周以前。干得轰轰烈烈呀，嗯？”

我坐直了，肚子上好像被打了一巴掌，但立即我意识到凯瑟琳以为我去夜总会的目的是玩，而不是暗杀。抵赖是不可能的。

“你的壁橱里没有那套美妙的衣服，你没开那套美妙的车，你到底住在哪儿？”

我有几十个答案，但脑子飞速运转，舌头却笨得结巴起来。“是……这么回事，”我说，“没有什么别的地方。都是我借的。”

“从谁？”

我闭嘴了，甚至无法开始对她讲。

“你知道，我想，我相信你。如果你有闲钱买意大利跑车和后台浪漫，你会花在我身上的。”她慢慢地从床上爬起来，向她那堆衣服走去。“我以为你最终有点言行一致了，会有胆量开着那同样的脚具来见我呢。”她拿起一小块布套在腰间，接着说：“但你又输了，医生。还是一个被遗弃的锯骨头的外科医生。”她又在胸前围上一小条薄薄的东西，伸手从钱包里掏出了什么，“这错误代价太高了，医生。看看这个。”她镇定地把手摊给我，一个政府检验室发的红色纸条在她的手掌里。

我知道那上面写着什么，不愿意费力去拿。我的笑使她好奇得脸色发白。

一时间，我几乎要发怒了，我花了钱，又一次受了骗，最后这一击几乎使我疯狂了。但传染病组织说过，报仇是我自己的事。我收拾起我的衣服，拿到卫生间，洗了洗脸，穿上衣服，重新查看了一下枪。

所有问题都有了答案。

“我知道死到临头人们会有不同的反应，”我说，“有人隐藏起来，有人在宗教里找到安慰，许多人根本不在乎。个别的则喜欢与别人同病相怜，急不可待地把每个人都传染上。你，凯瑟琳，属于最后一类人。”

“别振振有词地了，我们走吧。”她的声音单调，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