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块，”我说，“我们到外面去。”

走廊里有灯，四个人站在尽处黑暗中分享一支烟。羞红着脸，我避开他们理解的目光，跟着这个带菌者绕过一个垃圾桶走向另一端。我已经像一个投票员一样在寻找逃脱的路线了。只是对合法性的确认这一点我有点紧张，也许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故事呢。我究竟有什么？一张印在破烂纸上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证吗？

在黑暗中，他带着讨厌的装模作样的热情把手伸向我，我不能等了，抬起右手对着他的脖子开了枪。他很虚弱却持久地“咝——”了一声，眼睛的瞳孔就扩散了，这是他最后有意识的动作。然后就死掉了。

我在他倒下前抓住他，让他靠着垃圾桶坐下，他苍白的脸一动不动，带着所有的死人都带有的一丝惊讶的表情。我偷偷走向走廊另一头，走到街上，跑着去赶火车，我尽快地跑，刚好赶上回家的火车，我全身颤抖得像个树叶，这毫无理由，因为我挽救了几百条生命不受这走动的野蛮ＤＮＡ的感染。一连四十八小时我无法入睡。

没有必要报告结果。无论谁在总控制台后都会知道的。我一定是干得不错，因为大约两个月后，我每晚接两个任务了。我很快就战胜了冲动和恐惧。我记得以前认为整晚工作是很讨厌的事。

当然，我白天还在急诊室看病人。我是一名家庭医生，但在我们这有几位专家。杰斐逊长得高高大大，是一位爱交际的泌尿学专家，他的擅谈和好人缘在最后一刻挽救了他，那时他已经脖上套着绞索，站在一家小服装店旁的混凝土铺路机边上。太多的事情不堪回首，他变得安静多了。但是在我几个月前接受了传染病组织的任务以后，他彻底沉默了，几乎封闭了起来，走到哪里都蹑手蹑脚地，眼睛四处瞄着，有点轻微的响动就惊得到处跑。

没法问他，那样会立即被发现和处决的，但我确信总部也把他拉进来了。他是个很温和的人，我相信他肯定下不去手杀人，所以有一天他被发现死在办公桌边。我写了他的死亡报告，在死因一栏写下“重大军事情报”，官方拒绝验尸，我并不感到惊奇，我知道政府不愿意看到肉毒素被验出。

我开始每晚都接到任务了。这意味着我没有私人娱乐的时间了：我的音乐集啊。我有许多关于五六十年代爵士乐的录像带，音乐能让我彻底放松。无论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哪一个人管着我，他或她或它都决定要让我养成除掉带菌者这一嗜好，事实也如此。

几乎所有的带菌者都是最廉价的卖淫者，从事各种各样的性行为，但也有少数几个是社会上或体育界的名人。总部给我现金、衣物、一辆兰博吉尼轿车代替我那辆旧爱尔科卡，还有一些介绍信，为接近高档次带菌者做了充分准备。

这对我毫无意义，那些玩意儿总是第二天一早就又不见了。我一直不懂为什么我被选中了，我简直其貌不扬，头发稀，肚子大，脸上长着深深的皱纹，从下生起就一副老相，忧郁、苍白的脸色，总是汗涔涔地。

第一个和我较亲密的带菌者是一个歌手，名叫野花。总部传来的信息上暗示着她会跟一切会动的东西发生关系。于是，我穿戴整齐，去掉一切暴露身份的东西，花钱买通了五十二街威尼俱乐部的后台老板，就遇上了她热情如炬的眼睛。我知道那情况是真实的了。

我跟着她走进更衣室，锁上门，我刚转过身，她已经跪下来脱我的裤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