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乱刚开始时凯瑟琳在我身边，日子还好过，但现在——我总是保持不引人注目的形象，心里实在痛苦，偶尔祈祷着她那完美的双腿不要绕在一个坏蛋的腰间。

一旦医生成了军人，我们就成了服从命令的机器，否则就得面对军事法庭。一个亲密的朋友自杀了，起初我以为是由于离婚的压力。周围有这么多的离婚人，这是对我们共有的自负情绪的又一次痛击。

我记得最初的那一天。关闭了总部窗口，我像往常一样键入奥马哈中心，但出现的不是通常的日程安排，而是不停的一阵嘟嘟嗒嗒的声音。我以为它出了故障，但屏幕上一直显示着一行红字：“小心电磁波。”我把桌上的纸翻个底朝天来找用户手册，把书上列的措施都实行了一遍噪音才停住。接着传来了永远改变我生活的信息。

国家安全委员会等等。如果泄密将受长期独立监禁等等。根据总统的命令等等。我已经习惯了许多威胁，但似乎这次不同寻常地紧急。接着出现一系列莫测高深的法律用语：医生对于社会的职责，几十亿几十亿的美元花掉了却没在生态研究上找到答案，道德败坏混乱，肉欲横流。没什么新办法。带着爱滋病毒的的妓女若不被立即处死也只能在监狱里过几星期痛苦日子。

然后是最刺激人的部分：我被选中参加带菌传染病组织。我已证明是可被信赖的。没有刑法惩罚我的行为。此种方法是人道的：带菌者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会安静地迅速死去。社会不会受到病毒传播的危害。道德水平会上升。人口数量也会上升。每个人的生活会更好。

它的语气起初是满含歉意的，这使得整个事不令人确信。这年头，没人为任何事向医生致歉。医生在许多方面是有权力，但从社会和法律角度看，我们就是奴隶。

我的脑子突然有了逻辑判断能力。它一定是秘密的，所以无法追溯起源。它一定是合法的，所以执行起来不用害怕。它一定是正确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动力使我们医药学成为世界一流。它一定选我们，所以一旦这事不可避免地暴露了，这些完美的替罪羊又能被惩罚了。

也许我许多同事的自杀正是这一残暴行为合法的消音作用。

我盯着屏幕，强迫自己放慢呼吸，镇静。好吧，为什么不呢，我想道。同病相怜，我可以加入，也可以把它合盘托出。但最好我还是不要有这样的态度，否则就不是带菌传染病组织而是我在谋划种族灭绝计划了。

总部要立即答复，含义很明白：如果不同意就太危险了。我不想死，就按下确认键“Ｙ”，又按了一下，回答“你确定吗？”

枪是全塑料制的，空气动力，很轻，消音，很简单。它通过了航空站的检查，我想是联邦调查局生产的。我有两周的时间来熟悉这支枪，然后就接到第一个带菌者目标任务。

无论谁负责带菌传染病组织计划，他一定知道我是正直的，因为他们首先给我的是一个男性同性恋卖淫者。我得去闹市区找他，这让我害怕。没有哪个医生会忘记那些猎人头的，我还曾经常到那里，会有一大群人认出我来的。

从总部我得到一张引导我的硬卡片：休闲装、指令和一张照片，都印在一张纸上。纸上带有随时间释放的腐尸菌，它们会把纸在两小时之内吞掉的。

火车上简直像地狱，一边急着记住所有信息，一边祈祷着我的手汗不要把纸湿成一团烂泥。只有政府官员能收到这满纸骗人鬼话的文件，所以我出席公职的惟一证明就是使一个人在我手里消散。

酒吧很阴暗，嘈杂，乌烟瘴气，但我几乎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带菌者，虽然我只粗略地看的指令。他男性身体的体味，加上油腻腻的汗味，以及廉价香水味引得我直反胃，但我还是朝他凑过去。他至少有六英尺高，却不过一百三十磅重。太阳穴的血管直蹦，我的舌头像沙子一样干渴，说不出话来。他也许知道我想要干什么，低声说“三十块。”就拉着我的胳膊肘向休息室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