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饭后，他来到诊所的门口却踌躇不进。他在大厅站了很长时间，思绪摇摆不定。但当两个长着同样暹罗猫脸的女人随着砰的一声电梯响到来时——他猛地从她们中间逃开，无视她们觉得受到侮辱而发出的大叫，砰地锤上电梯门。当电梯下行时，他紧抓扶手，身子挤在角落里，尽力平静自己的呼吸。

当晚１２时３０分，他在克利夫兰着陆。他工作地其他的“安全帽们”送他一张他们每个人都鉴名的精美卡片。他接受他们的同情但却没有说任何细节。一个女人把他拉到一边，问他他父亲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五个星期。”日子一天天过去。有时他会发现自己坐在挖土机的驾驶室里，盯着自己的手，不知自己已经在这里坐了多长时间了。

他不相信任何人。他能想象出那些嘲笑：“幸好不是你妈妈做转变……否则你就是个狗娘养的！”抗酸剂成了他最喜爱的小吃。

四个星期后，星期一的晚上，他接到来自旧金山的电话。

“詹森，是我，你爸爸。别挂。”

最后两个字传出时，电话听筒距话机只有十厘米了，不过詹森停了下来，把听筒重放回耳朵上：“为什么不挂？”

“我想同你谈谈。”

“我在那儿时你本可以谈的。”

“好吧，我承认我对你是有点儿粗暴。对不起。”

话筒的塑料手柄在詹森的手中吱吱直响。他有意识地尽量放松握的力度：“我也很抱歉。”

再下来是长长的静寂，他们可以听到彼此在三千公里外的呼吸。是詹森的父亲首先打破了沉寂：“手术排在星期四上午八点。我……在手术前我想再见你一次。”

詹森用一只手捂着眼，手指重重地压着眉骨。最后他叹息着说：“我不想，没必要再见面了。我们只会让对方变得疯狂。”

“求你。我知道对你来说我不是个好父亲……”

“你压根就没尽过父亲的职任！”

另一次沉默。

“你曾到过我这儿。但我真的希望……”

“希望什么？说再见？再说一次？不，谢谢了！”然后他砰地压下话筒。

他坐那儿很长时间，觉得紧张在心中蠕动，等着电话铃再次响起。但铃声却没有再响起。

那个晚上，他到外面狂饮一通。“我爸爸正要变成一条狗。”他含糊不清地告诉酒吧男招待，但所说的一切只是让人把他塞在出租车里送他回家。

星期二早上，他打电话请病假。他整天都窝在床上，有时昏睡。

星期二晚上他没有睡觉。他拿出一盒子他妈妈写的信，想通过读它们能找出什么线索。在盒子底他找到自己八岁时的一张照片，他站在父母中间。照片被撕成了两半，锯齿状的线像一道闪电切开他和他父亲，照片曾被粗糙地黏在一起。他记得如何从妈妈的废纸篓里把它抢救出来，黏在一起，然后把它藏在一个放老ＣＤ的盒子里。他盯着它直到很晚。想知道为什么。

星期三一大早，他驱车去了机场。

奥黑尔在罢工。他转道去了亚特兰大，在那儿他吃了一个难吃的汉堡包，被愤怒、失落的人们淹没，不顺到了极点。最后一个空勤人员为他在飞往洛杉矶的飞机上找到一个座位。在那儿，他赶夜班飞机飞去旧金山。

凌晨五点，他到了诊所。门还锁着，但那儿有个提供晚间服务的电话号码。电话是机器应答。他一步步地通过功能选择直到接听的是个人类，那个人什么也不知道，但他答应给施泰格医生捎个信。

他在诊所外的大厅里徘徊着。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十五分钟后，吃惊的施泰格医生回了电话：“你父亲已经在准备做手术了，但我会告诉医院让你见见他。”他给了詹森地址，“我很高兴你能来。”他在挂上电话前说。

出租车带着詹森穿过黑暗，穿过空旷的街道，水坑因反射的街灯闪烁着微光。雨滴像汗水、像泪水滑过窗户。走进医院，詹森的眼睛被大厅里猛烈的蓝白光刺得直眨。“我来这儿见诺亚卡梅尔可，”他说，“很抱歉，打扰了。”

护士给他一个罩鼻子、嘴的纸口罩和一个捂眼睛的护目镜。“预备区是消过毒的。”她说着帮他穿上连裤纸工作服。詹森觉得自己好像正准备去参加一个化装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