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真 译

（２００４年雨果奖中短篇奖）

埃莉诺维格特的工作比她所有的熟人都要怪上三分。她每天在一间不办公的办公室里工作八小时，只需要坐在办公桌边，盯着小套间的门。如果有人从那扇门里走出来，她就得摁一下桌上的按钮。墙上挂着一只大钟，每天正午时分她都会准时走到门边，用雇主给的钥匙将门打开。门内是空荡荡的房间，里面没有暗门或隐秘的控制板——她早就察看过了，那只是个什么都没有的套间而已。

一旦发觉任何异样，她就得立刻走回办公桌，摁一下按钮。

“您指的异样是什么啊？”当初被录用的时候，她曾经问过，“我不太明白，我需要注意什么异样？”

“等你看见的时候就明白了。”塔布雷克先生用他那奇怪的口音说。他正是她的雇主，有点像外国人，古怪得超乎你的想像：肤色惨白，头项几乎是－片不毛之地。他将帽子摘掉后看上去就像一只大蘑菇。他的耳朵很小，还非常尖。埃莉觉得他定是患有某种怪病。但他给的时薪是两美元，对于埃莉这年纪的女人来说，这已经很不错了。

每天接替她当班的是一个邋里邋遢的年轻人，他曾无意中对埃莉说，他是一名诗人。而值夜班的则是个体态臃肿的黑女人，每天早上一见到埃莉，她就会一言不发地站起来，从架子上取下衣帽，缓慢而庄重地挪动庞大的身躯离开。

埃莉就这么坐在办公桌后，终日无所事事。她不可以看书，雇主怕她会沉迷于书中的内容，而忽略套间那头的动静。玩纵横字谜倒是无关紧要——那玩意儿实在不怎么有趣。于是她便拿了些毛线活儿，还准备自己创造些新花样出来。

时间久了，她开始关注那扇门，幻想自己在正午以外的违禁时间内将它打开，看见……会看见什么？她无从想像。她的想像力再丰富，也只能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些很平常的事物：笤帚、拖布、体育器械、胶鞋、旧衣物之类的。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东西会放在套间里呢？还能有什么呢？

由于过于沉迷于这样的幻想，她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有时则会朝那扇门走去。有一次她甚至将手搭到了门扭锁上，最后被害怕失去工作的念头所阻止。

这一切真让人几欲发狂。

在她当班期间，塔布雷克先生曾到过办公室两次，每一次都穿同一套黑色西装，系同一条黑色窄领带。“你戴手表了吗？”他问。

“戴了，先生。”第一次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她还把手腕抬起来好让他看看，但对方竟傲慢地对此视而不见。此后她便不再重复这一动作了。

“那你走吧，四十分钟后再回来。”

她去了附近一间小茶室。其实办公桌的午餐袋里放着一块夹着香肠和蛋黄酱的三明治和一只苹果，但一时的慌乱使她忘记将午餐袋拿出来了，等到想起来的时候却又没敢再回去取。她没有心情享受一顿美味的“女士午餐”，只是给女招待留下一毛钱的小费走了。整整三十八分钟后，她回到了办公室门前。

四十分钟后，她一秒不差地推开了门。

塔布雷克先生像是等她推开门似的站在门后，看到她后立马戴上帽子，风一般地走了，他没有留意到埃莉诺的守时，甚至没有留意她的存在。他只是步履轻快地从她身边经过，好像她是个透明人。

埃莉讶异地走回办公室关上门，坐回桌边去。

她这才意识到塔布雷克先生真的富可敌国，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傲慢到不可一世的地步，因为所有的琐碎小事自会有人打理。像他这种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感激，也不会礼貌地待人接物，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觉得有这个必要。

她越想越生气。虽然自己不是信奉绝对平等主义的人，但她认为，维护某些基本的人权还是必要的，其中包括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礼遇。被人当作家具摆设一样来对待是一种耻辱，而接受这种耻辱的人更加可耻。

六个月后。

门开了，塔布雷克先生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就像刚离开没多久似的。“你戴表了吗？”

埃莉拉开一只抽屉，将织针和毛线扔进去，然后从另一只抽屉中拿出午餐袋。“戴了。”

“那你走吧，四十分钟后再回来。”

她转身离开了。时值五月，中央公园近在咫尺，她便走到公园的小池塘边吃饭。一群小孩子正在池塘边兴致勃勃地玩小帆船，而她却一直闷闷不乐。她是一名称职的雇员——此乃千真万确的事实！她很有责任心，从不迟到、早退，也从不请病假。塔布雷克先生应该很赞赏她才对，他实在不应该漠视她的存在。

她很想延长午餐时间，但最终没躲过职业道德的约束。在离开办公室三十九分三十秒后，她回到了那里，并故意堵在门口。这样一来，塔布雷克先生离开的时候就不得不面对她了。当然，她很有可能会因此被解雇，但是……嗯，解雇就解雇吧，她可管不了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