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位把我随随便便一掷，弄得我又皱又脏，一点也不爱惜我。事后又要发发牢骚，说什么。没有接待客人的衣服穿！，可我等着与刷子相会已等了一个多星期。”

“刷子过得可轻松呢，安安稳稳稳地躺在床头柜里。”椅子同情地说。

“你也不开心，被放在阴暗处发霉。”

话语越说越多，整个屋子充满了它们的声音。碗盏在柜子里叮当作响；书籍在架子上沙沙细语；家具吱吱哇哇乱叫；浴室里的水笼头在低低呻吟；冰箱在轰鸣；电动剃须刀连珠饱似地响个不停；墙上的简易挂钟滴答滴答地吵着。

在这里，我使用了“叮当响”，“细语沙沙”等词汇，这些都只是形象化的用语。东西并没有嗓子，它们说的是无声语言。我的耳朵什么也没听到，这些话语不知怎么是直接进入大脑的。我不是凭嗓音，而是凭讲话方式去判断是什么在说话。只要我高兴听，我就能听到，不要听时就把某个东西的话音切断。

总而言之，我并不抱怨。寂静的环境有时使人沉闷得发慌，特别是对一个上了年纪的单身汉。而且，有时候读书也不足以摆脱这种死寂感，哪怕读的是本好书。有时候真想跟某个人，某个肯听你说活的人交谈交谈。他会反驳你、回答你提出的问题，向你表示同情或不同意。我同家里的东西谈的都是些极简单的事：同气窗谈天气；同炒锅谈美餐佳肴；同领带谈变化无穷的时髦衣物；同镜子则谈些岁月不饶人之类的话。

我还不能说与东西的交谈大大地丰富了我的生活内容。因为东西的眼界太狭窄，比我要窄。它们绝大多数从未出过房间，有许多好几年不离开枢柜架。即使是那些书。算起来是东西中最有修养的了。也只能翻来覆去地说些老话。至多补充一些它们童年时的故事，即它们如何被排版、印刷、装订、出售的情景。比别的构件见识多的是那些经常与我一起进城的东西。它们为自己的差使饶有趣味而自豪。每到晚上便给那些足不出户的邻居谈外出的感受。我自己听着它们的叙述也觉得相当满意，不管有多奇怪，人总是愿意听或读别人谈论他亲眼目睹的那些事情。况且，大衣或者帽子往往会发现些我自己忽略了的事情。当我集中精力在听对方谈话时，大衣和帽子却在东张西望．注意周围人的神态、语音语调。我只听别人讲些什么，而它们却在观察别人是如何讲的。

我再说一遍：原来东西都十分勤劳。它们喜欢履行自己的职责，实现自己的价值。它们抱怨我不爱惜它们，但更抱怨我不常使用它们。那些读过了的小说羡慕那些经常被取出来翻阅的书：词典、参考书、全套精装的穿红色烫金大麾的百科全书。书籍不止一次地动员我把它们转交给图书馆，退一步说，也要我出借给别人看。不过，我十分担心书会被读破、散失。俗话说，作客虽好，家里更安稳。书的第一卷习惯于同第二卷挨着，也希望第三卷就在近旁。

书柜中的参考书和小说一直在进行辩论。

“我们用处大。”参考书肯定地说。

“可我们有趣得多。”小说反驳道。

“我们经常被翻阅。”

“你们只是被查看，我们可是要逐章，至节读的。”

衣柜里家常衣服和节日礼服也争论不休。节日穿的西装曾去过高级旅馆，现在正在漫无边际地吹牛，说人家如何款待它和“我们那位”；家常衣服则编造些关于在编辑部举行的国务会议，类寓言来吴落它。

而在碗橱里，纠纷发生在高脚酒杯和玻璃茶杯之间。茶杯天天行使自己的职权，高脚酒杯则难得出头露面，而且一年比一年遭冷落。因为我已经被严格禁止饮酒了。不过，我对酒杯们的无所事事深表同情。于是经常在傍晚把它们全部搬出来放在桌子上并且用每只杯子喝一小口饮料，让它们有所慰藉，有资本吹吹牛：它们装的是多么甘美的饮料。

不错，这样做之后得把整整一打酒杯全部洗过。可是为了这些家庭成员有什么不能做呢？

我不可能每天都把每把勺子、每块手帕都用一下，都安抚一下，体力不够，也没那么多鼻涕。我知道，我的生活有保障，但还是要有储备，而且多备几件方便些。

我晓得，我的所有这些家庭成员（玻璃的、木头的、布的）都非常羡幕那架打字机。我每天要与这打字机交谈好几个小时，对它的关注超出一般。打字机名叫“埃列卡”，德国产，出生地是德累斯顿。它品学兼优，是位高级艺术品的吹毛求疵的鉴赏家。它最欣赏智慧深邃的歌德，或者浪漫热情的席勒。唉，所有的“埃列卡”都向往歌德和席勒，可后来只能在办公室里打些行情表。我的这一位也失望了，尽管在我的报道中并没有行情表，但它还是责备我：“从前你写得很多，从前你写得很好，很生动。别贪懒，拿张纸出来，再改写—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