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福瑞，我相信这‘别的什么东西’就是ＡＬＡＳ。我们必须保守秘密，直到它在人类世界稳稳站住脚跟，再也无法逆转！”

我艰难地问道：“多久？你要等多久？等到它开始左右投票，还是直到下次选举？”。

他耸耸肩：“至少那么长，五年。可能是七年。看到了吧，病毒只感染最近做过手术的人，他们一般年纪都挺大了。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多是有影响力的人，就像那个保守党徒……”

他说个不停，我心不在焉。为一个该死的合作者的头衔而等上七年，对我的事业，对我的名声毫无用处。

当然我可以揭发内斯的秘密——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只会招致他的怨恨，不管怎样，他很容易就可以拿出所有证明发现的证据。人们很容易记住的是发明者，而不是吹哨人。

我们付帐离开，朝查理十字车站走去，从那里我们坐地铁到帕丁顿，再到牛津和剑桥。在路上我们在街边的冰淇淋店里躲过一场倾盆急雨。在我们等待的时候，我买了两份蛋卷冰淇淋，我清楚地记得他要草莓的。我要了覆盆子的。

内斯边吃边高谈阔论他的研究计划，粉红色的冰淇凌沾满嘴唇。我假装聆听，却另有所思，那是谋杀的初期计划和重要细节。场面在脑海中不停地闪现。

二

当然，这将是完美的犯罪。

谋杀的动机我有的是，不过外人绝对想不到。

谋杀手段？这儿有的是毒药和病菌，虽然我们很小心，可意外总是难以避免的……同样只需要一个机会。

当然还是有个麻烦。就是天才少年的名声，所以即使我成功干掉他，也不敢马上跳出来。该死，人人都会说那是他的工作，或者是他对实验室的“领导”导致了ＡＬＡＳ的发现。另外，我在他死后暴得大名可能会招致别人的怀疑。

电影里的侦探们都是这样进行的：“动机，手段，时机”。嗯，我有充分的动机，但是它确实如此遥不可及，如此模糊，以至于任何人都不会把这两者联系起来。

嗯，就这么办。内斯还是得死。我得回国独立开展工作，也许用不着七年，也许是三四年，重新把他的工作做一遍，并巧妙地用我的研究有条不紊地覆盖掉内斯精神的闪光。我当然不高兴拖延，但是最后它看起来完完全全就是我自己的成果。只福瑞一人，没有共同作者，没有！

这个计划的美妙之处是没人会把我的成功与多年前我那同事兼朋友的悲剧性结局联系在一起。毕竟，他的去世不是使我的事业暂时受挫吗？“要是可怜的内斯能看到这一天该多好啊！”当我整理行装去斯德哥尔摩时，对手们只能充满嫉妒地说上这么一句而已。

当然我的言语和表情都毫无异常。我们都有日常的工作。不过每晚我都花几个小时帮助内斯进行“我们的”秘密计划。顺其自然，这段时间可谓愉快。当我充实了他的某些思想时，内斯就毫不吝惜对这种缓慢，迟钝，但是有条不紊的方式大加赞赏。

我放慢节拍，因为发现内斯根本就不着急。我们一起收集数据。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分离病毒，甚至得到了病毒晶体，然后做X射线衍射，做流行病学实验。

“真奇妙！”内斯在揭示ＡＬＡＳ病毒强迫宿主为了满足自身需求而去“给予”的时候常常会大呼小叫。他雄辩地，激动地把这归结于随机选择，而我却无法克制要迷信地认为那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内在的智慧。我们越是发现它技巧的精巧和高效，内斯就越佩服，而我却越讨厌这堆ＲＮＡ和蛋白质的堆砌。

这一病毒似乎无害的事实——内斯甚至认为就是共生——只是使我更加痛恨它。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计划。内斯有给予ＡＬＡＳ自由统治的计划，而我将很高兴使他陷入困境。

我将使全人类逃脱这个跃跃欲试的傀儡主人的魔掌。没错，为了我的个人目的我推迟了我的警告，但我一定会发出警告，赶在我那毫无疑心的同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