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又威胁说：“如果你在法院里翻供，我就要设法向你用刑了，你可要记住啦。”

在推事的调查里，我很害怕地供出在警察局那种不自由下的招供，目的是为了想早些回家，以及获得不起诉处分，结果事与愿违，所以才决心供出真状。

原岛阅读植木寅夫的新供述以后，暗忖在遭受刑警威胁下的供词里，虽然有些过分的表现，或者也有这种情形的。当他阅读最初那篇供词时，虽也觉得经过很自然，但当他看到新供词时，也觉得不会不对的，因为在刑警界里诚然还有这种坏习俗。虽然不知真象究竟如何，但站在辩护人的立场说，也不能忽视新的供词。

然而，在推事的起诉状里，则不承认新供词，而采用警察局的自供为真实凭据。

日本宪法明文规定，凡在强制、拷问或威胁的情况下造成的自供，以及在不当的长期拘留或拘禁之中的自供不能当做证据。

利用欺骗而得的讯问，或用利益诱导而得到的自供都缺乏信任性，故不容许将它当做惟一的证据来判定犯罪的事实。

所以，法庭也有许多理由可以主张被告无罪，但在警察局里却有彼威迫的自白，于是，物证或第三者的证言就成为重要的旁证了。如将其性格加以分析的话，则有直接与间接的证据，间接证据也叫情况证据。

植木寅夫的犯罪情况是：他曾向甚兵卫高利贷借款，后来不但偿还困难，而且当对方要拿他的土地与建筑当担保品时，植木就怀有杀意，这就成为情况证据了。此外，在行凶时间方面也能吻合。他九点多钟离开万牌庄，十点多钟回来，当时玩麻将的中田、前田、西川和柴田，以及“万牌庄”的老板等也可以做证，这也是情况证据与间接证据。

植木离开“万牌庄”不久，中村是也就从厕所的窗户里看见他的形影，这也是证言。不过，中村倒没有目睹植木走进甚兵卫的家行凶的现场，只是看见植木走向死者的家的形影，这种证言并非直接证据，而系一种间接证据。

物证就是木棒与池塘里找到的手提箱，这只手提箱是甚兵卫家里遗失的东西，它系被调查员在附近池塘里找到的。不过，木棒与手提箱上都没有找到植木的指纹。诚如前述，从手提箱上找不到任何指纹了，至于木柴的问题，根据警察的调查记录说：问：“你用木棒猛击甚兵卫的头部吗？”

答：“那根木棒也是当柴燃的。”

问：“其长度如何？”

答：“大约三十公分左右。”

问：“那是放在哪里呢？”

答：“它放在甚兵卫家的庭院！我很早以来就想用它来杀他的。”

问：“那么，你从前就知道那个地方有木棒了？”

答：“是的。”

问：“行凶之后，那根木棒怎么样呢？”

答：“我把它放在原处。”

问：“那么，如果你回到放木棒的地方，你能认出行凶的那根木棒吗？”

答：“如果没有人把它烧掉或移动它，我想可以认得出来的。”

问：“次晨发现尸体后，立刻通知警察来，所以现场才能被保持。但你能认出现场吗？”

答：“如果到现场去，我想认得出来的。”

结果警察带着嫌疑犯到现场去查证：

嫌疑犯到了甚兵卫的庭院里，当他看见那一堆烧柴用的木棒时，就用手指着上面第二根说：“我就是用这根木棒的。”

调查员就戴上手套把那根被嫌疑犯指出的木棒拿出来，然后把它交给嫌疑犯的右手，叫他试握看看，接着要他连挥五、六次，他说：“就是这根木棒不会错的，刑警先生，自己用过的东西拿在手上时，就能感觉得出来的。”

接着，他又指着木棒上的皮块说：“我曾经看过这个皮块，我一拿到手上时就看见了。”

然后，他又说：“刑警先生，这根木棒上留下我的指纹，请你检查看看，那时我用力握得很紧，而且握的时间很长，我想一定有留下我的右手指纹。”

总之，他的态度非常合作。植木寅夫在调查的时候表现积极的合作，看起来有点像对刑警表示谄谀的态度。

原岛在繁忙之中到警察局去拜访调查课的股长，要求查看尚未读过的调查记录。这个调查系自中村是也在厕所窗户里看见植木的形态之后，警察局就只逮捕植木寅夫一个人，而且，植木被逮捕之后，就立刻自己招认一切，刑警在轻松之下立刻送往法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