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如将上述的自白内容跟其他证据加以对照与检讨时，至少可以发现以下的重大疑问。卡曼特在警察局的自白中说，用铁材打死阿马夏夫人这一部分是：“夫人把入口的门稍为打开来。那么，自己就忽然用铁材猛打她露出来的脸，”两天以后，他又改变供词说：“在夫人的允许之下，自己走进房间内，并坐在椅子上跟她交谈，此时，我就趁她不注意时打她。 ”

在杀人案件方面，在入口处猛击她露出的脸部、或者进入房间，坐在椅子上一面谈话，一面猛击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至于犯行的细节部分，由于记忆错误而难免不充分，关于上述各点，不管是否想法错误，同时，卡曼特在这方面也缺乏合理的理由来做虚伪的供述，如将被告的自白当做一种真实情况，站在这个前提之下就不易说明供述的变更了。

关于打击她脸部的次数问题，在最初的调查里，卡曼特说只打一次，两天后又说打两次，一星期后则说：“用力打她，连打四、五次在她低下头的部分，”不过，根据法医鉴定的结果说，脸部的断骨状态可能只被敲打一次。

关于上述的殴打次数的问题，被告的自白与事实有不一致之处，故而产生疑问了。因记忆不确实，才会有错误的供述，另一方面，如果卡曼特是真犯的话，则不可能供述对自己不利的殴打次数，这在自白的真实性方面也是一个疑问的。

关于使用的凶器，当他被捕之后，刑警问他：“你记得这件铁具吗？”卡曼特则说：“这个铁具上留下我的指纹吧？虽然很像它，但它在哪里呃？当我拿着它前去时，因为附近也有许多类似的铁具，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了，似乎看过的样子，”卡曼特自己也曾用右手将铁具夹在右腋下，借此测量长度，接着就对刑警说：“就是这根铁具，没有错的。 ”

不过，当鉴定人看到死者脸上的伤痕时，竟说伤痕宽度比卡曼特所说的铁具宽度大三倍以上。当他测量法院中保存的凶器时，也显然地跟上述结果一致。由此可见，卡曼特所说的铁具，跟行凶的铁具不同。不但如此，同时，卡曼特还向刑警表示，这就是行凶使用的工具，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卡曼特是真凶，他对行凶使用的器具记忆不正确，以致使识别错误了吗？但是，如果上述的真正凶器有物证的铁具宽三倍的话，那么，卡曼特特地将它挟在腋下，几乎断言的供述未免不自然。勿宁说，这就产生许多疑问了，从全部供述的印象来说，关于铁具方面没有确实的记忆吗？或者他知道铁具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呢？尤其为了迎合调查者的需要而做出这种供述吗？

如果事实如此，则为什么犯人有必要对凶器提出这种迎合性的供述呢？

此外，卡曼特也述及放火的方法问题，根据刑警现场验证的结果说，却不曾在衣橱下发现掉下来的油灯，在现场检查的时候，即使在发火地点没有油灯，如果在旁边的衣橱下面有油灯的话，也逃不过检查官的眼睛，勿宁说，根本就不曾有油灯的存在。这是可以判断得出来的。这对于卡曼特供词的真实性也是一大疑问。

不但有以上的许多疑问，而且又因证据不充实，所以，法院判他无罪了。

原岛阅读至此，不禁精神百倍起来，这也许是偶然的收获，但内容太相似了。

难道植木寅夫曾经读过这本书吗：原岛一直这样想，这是他的直感。

植木以前做过书店的店员，他从十八岁开始做到二十五岁，结婚之后就来此新社区开设中华料理的小面馆。

原岛又把植木的诉讼记录研究一下，同时，原岛也查到以前那家书店名称，他就打电话问以前在书店一起工作的朋友，始知该书店卖许多法律书籍。

而且，书店里还放置海顿那本 《无罪判决的事例研究》，这是战前翻译的书，植木寅夫当年果然读过此书无疑。

犯人在警察的追踪之下不易隐藏，如想隐藏犯迹，那么，愈掩饰就会愈从不注意的错误中露出马脚，以前的杀人犯无不以巧妙的伪装方式企图逃脱死刑或长期的惩罚，纵然被他逃亡走掉，无奈在此逃亡期间所忍受的不安与痛苦，反而比在监牢中服刑更严重。

在这种情况之下，最理想者莫过于被警察捉到后获得无罪的机会。当植木寅夫决心杀害折磨自己的甚兵卫时，恐怕早就想到这一点了。此时，植木头脑中是否浮现当年在书店工作时读过的那本书呢？真是谁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