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死了，众人从牛身上慢慢地站了起来。红黑的牛血还像泉水似的从刀口里咕咕地往外冒着，血里夹杂着泡沫，一股热烘烘的腥气弥漫在清晨的空气里。众人都像撒了气的皮球，身体变得瘪塌塌的。大家都有满肚子的话要说，但没有一人开口。我父亲缩着脖子，龇出一嘴结实的黄牙，说：老天爷爷，吓死我了！众人的眼睛转移到老兰脸上，让老兰无地自容。为了掩饰窘态，他低头看牛。牛的四条腿伸直了，大腿内侧的嫩肉颤抖不止，一只蓝色的牛眼大睁着，好像余恨未消。他踢了死牛一脚，说：妈的，打了一辈子雁，差点让雁雏啄了眼睛！说完了这话他抬起头看着我父亲，说：姓罗的，今日我欠了你一个情，但咱们的事还没完。我父亲说：咱们之间有什么事？咱们之间根本就没事。老兰气冲冲地说：你不要动她！我父亲说：不是我要动她，是她让我动她。我父亲得意地笑着说：她说你是一条狗，她不会再让你动她了。当时，他们的话我听得糊糊涂涂，后来我当然知道了他们说的那个她就是开小酒店的野骡子。当时我就问：爹，你们说什么呀？动什么呀？我爹说：小孩子不要问大人的事情！老兰却说：儿子，你不是要跟我姓兰吗？怎么还叫他爹？我说：你是一泡臭狗屎！老兰说：儿子，回家对你娘说去，就说你爹钻进了野骡子的！我父亲顿时变得像那头暴怒的公牛一样，低着头朝老兰扑去。他们的接触非常短暂，人们很快就把他们分开，然而就在这短暂的接触中，老兰折断了我父亲的一根手指，我父亲咬掉了老兰半个耳朵。我父亲吐出老兰的耳朵，恨恨地说：狗东西，你竟敢对我儿子说这样的话！

母亲吩咐我把手扶拖拉机的车厢后挡板关好，她自己去墙角上拖过来两筐牛羊骨头。她一手抓住筐沿一手把住筐底，一挺腰杆，就把筐里的骨头倒入车厢。尽是些大骨头，噼里咔啦地响。这些骨头是我们收来的废品，不是我们吃肉啃出来的。如果我们能吃出这样多的肉骨头——哪怕只有百分之一——那我就一点牢骚也没有了，那我就根本不去怀念我的父亲了，那我就会立场坚定地站在母亲的阵线上，与她一起声讨父亲和野骡子的滔天罪行。有好几次我曾经想从几根看起来还新鲜的牛腿骨里砸出点骨髓解解馋，但结果都是失望，卖骨头的人早就把骨髓吸干净了。装完了肉骨头，母亲让我帮她往车厢里装废铁，说是废铁，其实都是些完好无缺的机器零件，有柴油机上的飞轮、建筑脚手架上的接头、城市下水道的井盖子，般般样样，应有尽有。有一次我们还收到了一门日本造的迫击炮，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和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用骡子驮来的。起初我们没有经验，既然是当废铁收来的，就当废铁卖掉，我们赚的就是那一分一厘的差价。但我们很快就学精了，我们把收到的机器零件分门别类，进城去卖给各种各样的公司，建筑零件卖给建筑公司，井盖子卖给下水道公司，机器零件卖给五金交电公司。那门迫击炮找不到合适的公司卖，暂时放在家里珍藏着。即便找到合适的公司我也坚决不同意卖掉。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黩武好战，对武器爱得痴迷。父亲的私奔，使我在同龄男孩面前抬不起头来，但自从有了这门迫击炮，我就挺起了腰杆子，比有爹的孩子还神气。我曾经听到两个在村子里一贯地横行霸道的男孩子悄悄地议论，说今后可不敢随便欺负罗小通了，他家买了一门迫击炮，日本造的，谁要得罪了他，他就会架起炮瞄准谁的家，轰的一声，就把谁的家炸平了。听了他们的悄悄话，我得意洋洋，心花怒放。我们把不是废铁的废铁卖给各种专门公司，价钱尽管比同类产品低得多，但比真正的废铁价格高多了，这也是我们能在五年内盖起大瓦房的重要原因。装完废铁，母亲从厢房里拖出了一堆废纸盒子，拆开展在地上，然后她就让我从压水井里往外压水。这是我经常的工作，我知道早晨的生铁井把子温度特低，能把人手上的皮粘去。我戴了一副僵硬的劳保猪皮手套保护自己的手。这副手套也是我们当破烂收来的。我们家的大部分东西，从炕上的海绵枕芯到锅里的铲子，都是收来的破烂。有的破烂其实是根本没用过的，我头上戴着的羊剪绒棉帽子就是从来没戴过的，而且还是正儿八经的军用品，散发着一股子刺鼻的樟脑味儿，帽里一个红方框标着出厂的时间：1968年11月。那时候我爹还是个尿炕的男孩子，我娘还是个尿炕的女孩子，没有我。我戴着大手套，手很笨，天气严寒，压水井里的皮垫子冻住了，边缘漏气，压着嗤嗤响，上不来水。母亲生气地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