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你父亲那个没良心的，扔下咱娘儿俩跑了，咱要干出个样子让他看看，也让村子里的人看看，没有他咱们比有他过得还要好！”

母亲还教育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人的嘴，其实就是个过道，鱼肉和糠菜通过这个过道之后，其实都一样。人不能自己惯自己，要过好日子，必须与自己的嘴做斗争。母亲的话似乎有她的道理，如果我们在父亲出走后的五年里大吃大喝，我们的大瓦房就不可能盖起来。住在茅草棚里，即便满肚子肥脂，又有什么用处？她的理论与父亲的理论截然相反，父亲肯定会说：满肚子糠菜，即便住在高楼大厦里又有什么意思？我举双手赞同父亲的理论，用双脚踩践母亲的理论，我盼望着父亲能来把我接走，哪怕他让我饱食一顿肥肉后再把我送回来。

我们喝完了粥，伸出舌头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根本就用不着刷洗。然后母亲就带我到了院子里，往那辆破旧的手扶拖拉机上装货。这辆拖拉机是老兰家淘汰下来的，钢铁的把手被老兰的大手攥出了明显的痕迹，轮胎上的花纹早已磨平，柴油发动机内的缸套和活塞磨损严重，关闭不全，仿佛一个得了心脏病又患上气管炎的老人，发动起来之后，黑烟滚滚，漏气漏油，那声音古怪至极，既像咳嗽又像打喷嚏。老兰原本就是个慷慨的人，这些年因为卖掺水肉发了财就更加慷慨。他发明了用高压水泵从动物肺动脉里往动物尸体里强力注水的科学方法，用他的方法，一头二百斤重的猪，就可以注入满满的一桶水，而用旧的方法，一头牛也只能注入半桶水。这些年来，城里那些精明的市民用买肉的价钱买了我们村里多少水？统计出来很可能是个惊人的数字。老兰肚子溜圆，满面红光，说起话来洪钟大嗓，天生一个当官的材料。他当上村长后，毫无保留地将高压注水法传授给众乡亲，成了黑心致富的带头人。村里人有骂他的，有贴小字报攻击他的，也有写人民来信控告他的，但拥护他的人远比反对他的人多。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就像一个高明的拳师一样，不可能把全部的武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徒弟，他还要留一手绝活保命。老兰的肉同样是注水肉，但他的肉色泽鲜美，气味芬芳，放在烈日下曝晒两天也不会腐败变质，而别人的肉一天卖不出去就会发臭生蛆。这样，老兰的肉就不必担心卖不出去而减价处理，其实他的肉那么美丽也不存在卖不出去的问题。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兰的肉里注的不是一般的水，而是福尔马林液。

我父亲与老兰曾经狠狠地干过一架，老兰折断了我父亲一根小指，我父亲咬掉了老兰半个耳朵。为这事我们两家结了仇，但父亲私奔后，母亲竟然与老兰成了朋友。老兰用废铁的价钱将他家淘汰下来的拖拉机卖给了我们。老兰不但把拖拉机卖给了我们，还手把手地免费教会了我母亲驾驶拖拉机。村子里那些长舌妇制造谣言，说老兰与我母亲有了一腿，我以儿子的名义向我远方的父亲担保，她们的话纯属放屁，她们是看到我母亲学会了开拖拉机嫉妒，而嫉妒中的女人嘴基本上就是个肛门，嫉妒中的女人话基本上就是臭屁。老兰贵为村长，腰缠万贯，仪表堂堂，经常开着威风凛凛的大卡车进城送肉，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怎么可能喜欢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我母亲？我牢记着老兰在村子里的打谷场上教我母亲开拖拉机的情景，那也是个冬日的早晨，红日初升，打谷场旁边的草垛上凝着一层粉红的霜花，一只通红的大公鸡站在墙头上引颈长啼，村子里响着此起彼伏的临死前的猪的尖叫，家家的烟囱里冒着乳白色的烟雾，一列火车开出车站，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奔驰。母亲身穿着一件我父亲扔下的肥大的土黄色夹克衫，腰里扎着一根红色的电线，坐在驾驶座上，双臂张开，扶着把手，老兰坐在她的身后车斗的前沿上，劈开两条腿，分开两条臂，抓住我母亲握着拖拉机把手的手。这是真正地手把手地教，无论从前面看还是从后边看，他都把我母亲拥在他的怀里，尽管我母亲穿戴得像个火车站的装卸工，毫无女性的美感可言，但她的实质是个女人，这就让村子里那些女人们醋性大发，也让部分男人想入非非。老兰有钱有势，是公开的好色之徒，他根本不在乎人们说他什么，但我母亲是个被男人抛弃了的女人，寡妇门前是非多，她理应该小心谨慎，不给人们留下任何制造谣言的机会，但她竟然允许老兰用这样的姿势教自己学车，这行为只能用利令智昏来解释了。手扶拖拉机上的柴油机震耳欲聋地吼叫着，水箱里冒着袅袅蒸汽，烟筒里喷吐着黑色的油烟，给人的感觉是既声嘶力竭又生气蓬勃，它载着母亲和老兰在打谷场上冒冒失失地转着圈子，仿佛一头被鞭子轰赶着的牛犊。母亲苍白的脸上泛起两片红晕，两只耳朵红得像公鸡冠子似的。那天早晨实在是冷，是那种无风的干冷，我的血液流动不畅，身体的边边角角像被猫儿咬着似的。母亲的脸上却流出了汗水，头发里散发着热气。她从来没跟机器打过交道，初次开车，尽管是最简单的手扶拖拉机，但肯定也是兴奋无比，激动万分，否则在如此寒冷的严冬早晨流汗就不可解释了。我看到母亲的眼睛里放射着一种美丽的光芒，自从父亲走后，母亲的眼睛还从来没这样明亮过。拖拉机在打谷场上转了十几圈后，老兰飞身从车上跳下来。他的身体是那样的肥胖但他的下车动作是这样的矫健。老兰下了车，母亲紧张起来，她歪过头找老兰，拖拉机的车头对着场边的壕沟直冲过去。老兰大声喊叫着：扭把！扭把！母亲紧紧地咬着牙关，连腮帮子上的肌肉都鼓凸起来。她终于在拖拉机即将窜到沟里去的一瞬间，将方向扭转过来。老兰在场内转动着身体，眼睛始终盯着我母亲，好像有一条看不见的绳子一头拴在我母亲腰上，一头牵在他的手里。他大声提醒着我母亲：眼睛往前看，别看车轮子，车轮子掉不了，也别看手，你的手粗得像砂纸似的，没有什么好看的。对了，就像骑自行车一样。我说过的，弄头母猪绑在驾驶座上，它也能开得团团转，何况一个大活人！加油门，你怕什么！所有的鸡巴机器都一样，千万别娇贵它，当破铜烂铁砸着最好，你越把它当个宝贝它越出毛病。对了，就这样，你已经出了徒了，可以把它开回家去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你知道吗？小杂种，老兰盯着我问。我懒得回答他，实在是太冷，我的嘴唇都有点僵硬。行了，开走吧，看在你们孤儿寡母的份上，车钱三个月以后交。母亲跳下车，她的腿软了两下，差点摔倒，老兰伸出一只胳膊架了她一下，同时说：小心，大妹子！母亲满脸通红，好像是想说句感谢话，但张口结舌了半天，终于也没说出什么来。这突如其来的大喜，弄得她几乎丧失了语言能力。我们想买老兰家拖拉机的话儿十几天前就通过村文书高大爷递了过去，但一直没有回音。我是个小孩子我也知道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我爹咬掉了人家半块耳朵，破了人家的相，人家怎么可能把车卖给我们？如果是我，我就会说：罗通家的想买我的车？呸，我宁愿把车开到湾子里烂掉，也不会卖给她！但就在我们基本绝望了时，高大爷却来传话，说老兰答应将车按废铁的价格卖给我们，并让我们明天早晨到打谷场上去接车，高大爷说：村长说了，他是村长，理应该帮你们脱贫致富，他老人家要亲手教会你开车。我们娘儿俩激动得一夜没睡着，母亲说一阵老兰的好话，紧接着说一阵父亲的坏话，然后就集中火力痛骂一阵野骡子。通过母亲的痛骂，我才知道老兰与父亲那场生死大战竟然是野骡子引起来的。我忘不了父亲与老兰大战的那个早晨，也是早晨，但季节是初夏。

初夏的早晨人们很疲倦，因为夜实在是太短了，似乎刚一闭眼天就亮了。我和父亲逃到尘土飞扬的大街上，还听到母亲在院子里大声吼叫。那时候我们还住着从爷爷手里继承下来的那三间低矮破旧的草屋，日子过得既乱七八糟又热热闹闹。那三间草屋在村子里新盖起来的红瓦房群落里寒酸透顶，就像一个小叫花子跪在一群披绸挂缎的地主老财面前乞讨。院子的围墙只有半人高，墙头上生长着野草，这样的围墙别说挡不住强盗，连怀孕的母狗都挡不住。郭六家的那条母狗就经常跳到我家院子里叼我们的肉骨头。我经常入迷地看着那条母狗轻捷地跳进跳出，它的黑色的奶头擦着墙头，落地后还晃晃荡荡。父亲走在大街上，我骑在父亲的肩头上，高高在上地看着母亲在院子里一边怒骂一边用菜刀剁着一堆育秧拔苗后的地瓜母本，这是她从火车站前垃圾堆上捡回来的。因为父亲的好吃懒做，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像抽疯一样，富起来满锅肥肉，穷起来锅底朝天。父亲被母亲骂急了就说：快了，快了，第二次土改就要开始了，到时候你就会感谢我了。但二次土改总是迟迟不来，害得母亲不得不捡人家扔了的烂地瓜回来喂小猪。我家那两只小猪因为吃不饱，饿得吱吱乱叫，听着就让人心烦。父亲曾经愤怒地说：叫叫，叫他妈的什么叫，再叫就煮了吃了你们这些杂种。母亲攥着菜刀，目光炯炯地看着父亲，说：你敢，这两头小猪是我养的，谁敢动它们一根毛儿我就跟谁拼个鱼死网破！父亲嘻嘻地笑着说：看把你吓得那个样子，这两头瘦猪，除了骨头就是皮，白给我吃我也不吃！我仔细地打量过那两头小猪，它们身上可吃的肉实在是有限，但它们那四只呼呼嗒嗒的大耳朵还能拌出两盘子好菜，猪头上最好吃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耳朵，那东西不肥不腻，里边全是白色的小脆骨，嚼起来咯咯嘣嘣，很有咬头，如果用新鲜的顶花戴刺儿的小黄瓜加上蒜泥和香油一拌，味道就会更加美好。我说：爹爹，我们可以吃它们的耳朵！母亲愤怒地瞪着我，说：看我先把你这个小杂种的耳朵割下来吃了！她提着菜刀真的冲了上来，吓得我扑到父亲怀里躲藏。她拧住了我的耳朵就往外拖，父亲扳住我的脖子往后拽，我被撕裂的危险和痛苦折磨得尖声嚎叫，与村子里的杀猪声混合在一起，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到底还是父亲劲大，把我从母亲手里挣了出来。他低头观看了我的裂了纹的耳朵，抬起头来说：你的心真狠！人家说虎毒不食亲儿，我看你比虎还要毒！母亲气得面如黄蜡，嘴唇青紫，站在灶前浑身颤抖。我在父亲的护卫之下，胆子壮了起来，便提着母亲的名字大声叫骂：杨玉珍，我这辈子就毁在你这个臭娘们手里！母亲被我骂愣了，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父亲嘿嘿地干笑几声，把我拎起来就往外跑，我们跑到院子里，才听到母亲发出了尖利的长嚎。小畜生，你把我气死了哇……那两头小猪扭动着细长的尾巴，闷着头在墙角上拱土，仿佛两个试图打洞越狱的囚徒。父亲在我的脑袋上拍了一巴掌，低声问我：你这小子，怎么知道她的名字？我仰起脸望着他严肃的黑脸，说：我是听你说的呀！——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她叫杨玉珍？——你对野骡子大姑说过，你说，“我这辈子就毁在杨玉珍这个臭娘们手里！”——父亲用他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压低了嗓门对我说：小子，你给我闭嘴，爹对你不薄，你可别害我！——父亲的手肥厚松软，散发着一股辛辣的烟味儿。这样的男人手在农村比较少见，原因就在于他半辈子游手好闲，几乎没参加沉重的体力劳动。他松开手后，我粗重地喘息着，对他的暧昧态度很不满意。这时，母亲提着菜刀从屋子里蹿了出来。她好像故意把头发搓乱了似的，脑袋不像脑袋，像村子中央那棵大杨树上的喜鹊窝。她大叫着：罗通，罗小通，你们这两个混蛋王八羔子，老娘今日不活了，跟你们拼了，这日子反正是没法子往下过了，咱们一起完蛋吧！——母亲脸上可怕的表情向我们宣告，她满腔怒火，绝不是虚张声势，看样子她是豁出来要跟我们同归于尽了，一女拼命，十男莫敌，这种情况下迎头上去，基本上是送死，这时候最明智的莫过于逃跑，我父亲生活浪荡，但智商很高，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把将我抄起来夹在胳膊弯子里，转身就往墙根跑去，他没往大门前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尽管我家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但我母亲还是恪守着她从娘家带来的恶习，每天晚上都用一把大铜锁把门锁起来。如果说我们家还有什么财物能换来一只猪头，也只有这把铜锁了。我猜想被肉馋急了时，父亲肯定没少打这把铜锁的主意，但母亲爱护这把锁就像爱护她的耳朵一样，因为这锁是我姥爷送给她的嫁妆，是个象征性的礼物，其中包含着姥爷一大片良苦用心。父亲如果夹着我跑到门口，即便破门而出，也势必浪费很多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菜刀很可能让我们父子头破血流。父亲夹着我跑到墙边，一个鹞子翻身便翻过了墙头，将暴怒的母亲和一大堆烦心事儿通通地抛在了脑后。我丝毫也不怀疑母亲同样具有翻越土墙的能力，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把我们轰出院子后就停止了追赶，站在墙边蹦跳了一阵就回到了房门前，一边剁着那些烂地瓜，一边骂人。这是一种绝妙的发泄方法，既不产生不可收拾的流血性后果，当然也就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但同时又体会到了刀砍斧剁心中仇敌的快感，当时我猜想她把那些烂地瓜当成了我们的脑袋，现在回想起来，她更多的是把那些烂地瓜当成了野骡子的脑袋，她心中真正的仇敌不是我也不是父亲，而是那个野骡子。她认为是野骡子勾引了我的父亲，这是否是个冤案我也说不清楚，在父亲与野骡子的关系上，究竟谁占主动、是谁先向对方送去了秋波，只有他们俩能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