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点火，点火烧这个狗杂种！”

我问：

“是老兰让你点火烧吗？”

她吃惊地盯着我的眼睛，问：

“你怎么了？你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

我说：

“没什么，那就烧吧！”

她从墙角上抱过来一堆废胶皮放在柴油机底下，从屋子里引出了火种点燃。胶皮燃烧，黄火黑烟，散发出刺鼻的臭气。前几年我们收购了大量的废胶皮，需要熔化后铸成方块，废品公司才肯收购。那时候我们还在村子中央居住，我们制造出的臭气引起了左邻右舍的强烈反对，从我家院子里飘出去的带油的黑烟弥漫了整个村庄。起先是东邻的张大奶奶端着一瓢从她家水缸里舀出来的水来给我母亲看，我母亲根本不看，但是我看到了：水瓢里浮动着一些黑色的小蝌蚪状的东西，那就是我家燃烧胶皮时落下来的烟尘。张大奶奶愤怒地对我母亲说：小通他娘，你让我们喝这样的水，心里不愧吗？我们喝了这样的水会生病的！母亲用比她更加愤怒的口吻说：我不愧，半点也不愧，你们这些卖黑心肉的人家，死绝了才好呢！张大奶奶还想说点什么，但看到我母亲那两只因为愤怒变得通红的眼睛，就知难而退了。后来，又有几个男人到我家里来提抗议。我母亲跑到大街上放声大哭，说几个男人联手欺负孤儿寡妇，引得路人驻足观看。老兰家就在我们家后边，他掌握着批宅基地的大权，我父亲在时就在母亲的嘟哝下向他提出过批一块宅基地的请求，他等待着我们进贡，父亲根本就不想盖什么房子，当然也不会进贡。父亲悄悄地对我说：儿子，有肉我们自己吃了多好，为什么要给他吃？父亲走后，母亲也向他提出过要求，并且送给他一包饼干，但母亲刚从他家出来，那包饼干就飞到了大街上。我们烧起来胶皮不到半年，有一天在去县城的路上与他相逢。他骑着一辆草绿色的三轮摩托车，挡风玻璃上涂着公安字样。他戴着一顶白色的头盔，穿着一身黑色的皮衣。车旁的挂斗里，端坐着一匹肥胖的大狼狗。狼狗鼻梁上架着一副墨镜，像个饱学之士；它严肃地看着我们，令我心中发毛。当时我们的拖拉机出了毛病，母亲急得团团转，见车拦车见人拦人，拦住了就请人家帮忙，但没人愿帮我们的忙。我们拦住了摩托车，老兰掀开头盔我们才知道拦住的是他。他下了摩托车，踢了生锈的挡板一脚，轻蔑地说：这破车，早就该换了！母亲说：我计划先把房子盖起来，然后再攒钱换车。老兰点点头，说：行，还挺有谱气。他蹲下，帮我们把拖拉机修好。母亲拉着我对他千恩万谢，他用破布擦着手说：谢个啥。然后他用手拍拍我的头，说：你爹回来过没有？我猛地拨开他的手，退后一步，仇恨地看着他。他笑着说：好大的脾气，其实你爹是个混蛋！我说：你才是个混蛋！母亲拍了我一巴掌，斥责我：怎么跟你大叔说话？他说：没关系没关系，给你爹写封信，告诉他，让他回来吧，就说我已经原谅了他们。他跨上摩托车，发动起机器，摩托轰鸣，排气管子叭叭地响，狼狗汪汪地叫，他大声地对我母亲说：杨玉珍，不要烧胶皮了，我马上就把宅基地批给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拿批文吧！

拿到了宅基地批文，母亲激动不安，话多得像麻雀一样。她说小通，老兰其实并不像我们想得那样坏，我还以为他要怎么着呢，可人家二话没说就把批文给了我。她又一次将那张盖了大红印章的房基地批文展开给我看，然后就强拉着我听她回忆父亲逃跑之后我们娘儿俩走过的艰难道路。她的语调是悲伤的，但更多的是欣慰和自豪。我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倒头便睡，等我一觉醒来，看到她披着夹袄靠在墙壁上，一个人还在黑暗中翻来覆去地讲那些车轱辘话，如果不是我从小胆大，肯定会被她吓个半死。母亲这次的长篇絮语仅仅是次彩排，等到半年后我们终于将高大瓦房盖起来那天晚上，正式的演出才算开始。那天我们还住在院子里临时搭起的窝棚里，初冬的月光将大屋照得很是辉煌，墙壁上镶贴着的彩色马赛克闪闪发光。窝棚子四面漏风，寒气袭人，母亲的话哧哧溜溜地往外奔涌，让我联想到屠户们手里那些倒来倒去的猪肠子。罗通，罗通，你这个没良心的杂种，母亲说，你以为没有你我们娘儿俩就活不去啦？呸！我们不但能活下去，而且把大瓦房也盖起来了！老兰家的房子高五米，我们的高五米一，比他家还高十厘米！老兰家的房子用水泥抹墙，我们镶贴了彩色马赛克！我对母亲的爱好虚荣反感透顶。老兰家的房子外边用水泥抹墙，里边却用三合板吊顶，墙上镶贴着高级瓷砖，地面上铺着大理石。我们家房子外边镶贴着马赛克，里边用沙灰抹墙，裸着房笆，地面坑坑洼洼，仅垫了一层炉渣。老兰家是“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我们家追求的是“驴粪球儿外边光”。一缕月光照在她的嘴上，好像电影中的一个特写镜头。她的双唇翻动不止，嘴角上黏着两朵白色的泡沫；我拉过潮湿的被子蒙住脑袋，在她的絮语中昏然入睡。

冰冷的柴油机被凶猛的胶皮火烧得吱吱怪叫，母亲趁热摇车，柴油机嘭嘭地响了几声，一股黑烟从烟筒里冒出来。我兴奋地从地上跳起来——尽管我盼望着她永远发动不起来这车。柴油机响了几声又截了气。母亲拔出点火栓，重新换了火种，然后又是一阵猛摇。柴油机终于发疯般地叫起来，母亲用手加大了油门，飞轮高速运转，看起来竟像木然不动似的，但机器的颤抖和烟筒里打出的黑烟告诉我这一次是真正地发动起来了。在这个寒冷的上午里，我必须跟着她去县城，沿着结了冰的道路，迎着刺骨的寒风。母亲进了屋，穿上了她那件白板子羊皮袄，腰上扎着一条牛皮腰带，头上戴了一个黑色狗皮帽子，手里提着一条灰线毯子。这条毯子当然也是我们收来的废品，母亲的皮袄、皮带、皮帽子也是废品。她将毯子扔到高高的车顶上，那里是我的位置，毯子是我避寒的物品。母亲坐到驾驶座上，吩咐我去打开宽大的大门。母亲的大门是村子里最气派的大门，这个村子建立百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这样气派的大门。这是一扇用厚达一厘米的钢板和坚硬的三角铁焊起来的大门，机关枪也未必能打透。大门上刷了一层黑漆，还安装了两个黄铜的兽环。这样的大门让村子里的人敬畏，令叫花子望之却步。我开了那把母亲的铜锁，使足了劲儿将大门往两边拉开，街上的冷风猛地灌了进来，我的身体一下子就凉透了。我顾不上考虑冷的问题，因为，我看到，有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牵着一个约有四五岁的小女孩，从牛贩子们牵着牛进村的方向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我的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然后便是嗵嗵地狂跳，还没看清他的面孔我就知道是父亲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