邻近的土地开始出现了三三两两耕作的人。庆连说：“这还是好一点的村子呢。再往北，离煤矿近一点的，那里的人差不多都不种地了。”

“给煤矿打工吗？”

“去做装卸工，干点零活，总比卷起铺盖往别处去强吧……”

“赚得钱多吗？”

“多不了，因为煤场让一个叫‘老水蛇’的包下了。他是个大户，养了十几辆汽车。当地人没有不怕他的，矿上的头儿是他最好的朋友。光是拉煤挣不了那么多钱，靠的就是这个煤场……”

我听不明白。庆连说：“周围一个大矿和两个小矿的煤炭，有一多半都要经他的手倒一下。他先是在四周买了一大片地，把那些煤拉到自己地里，再让买主从那儿往外运。再后来他干脆把刚出井的煤直接买下来，然后再转手卖出去。”

这事儿听起来有点耸人听闻，“这不等于公开抢劫吗？”

“就算是吧，那又怎样？上面整顿了，可‘老水蛇’的势力越整顿越大……后来不光是煤炭，连煤场的装卸工都要归‘老水蛇’管。现在我们都是给‘老水蛇’干活儿。”

“你认识‘老水蛇’吗？”

“谁不认识他？不过他不认识我们，我们是来打工的。”

“那儿工钱高吧？”

“那要看装卸多少吨了。一天下来，人累得快散架了才能挣上几十块钱。‘老水蛇’刁得厉害，谁也别想从他手里讨到便宜。他现在钱多得用麻袋装了，还是舍不得多扔一分。除了煤场，他又在城边买了大块地皮，盖起一幢幢楼往外卖……”

“那是房地产。”

“村里人都说，用不了几年，‘老水蛇’手里就拄上‘龙头拐’了！”

“拄这样的拐干什么？”

庆连瞧着我，我这才发现，他用力看人时一只眼睛稍微有点斜：“拄了这种拐，打死人就不用偿命了！”

2

几天之后，田里的活儿做完了，庆连要回装卸队去了。

他把我一个人撇在家里，有时好多天才回来一次。我老待在屋里闷得慌，后来就提出和庆连一块儿到装卸队去。

老妈妈脸一沉：“那你可受不了！”

“庆连能我就能。”

老人拗不过我，庆连则喜欢拉上我做伴儿。就这样，我跟庆连到十几里之外的那个煤场去了。

装卸队住在煤场旁边一个简易的工棚里，那儿有一溜大通铺。晚上离家近的走了，有的再近也不愿回去，因为已经累得走不动了，一个个扔下锹就躺下，样子很像挖煤的工人，满脸都是乌黑的煤屑。每个人穿的衣服都单薄极了，从煤场下来时要赶紧披上厚厚的棉袄。上煤场时每个人都要扎腿，胳膊袖口那儿也要用麻绳捆住，这样干活才利索，风吹起的煤屑也窜不进衣服里。他们全是黑脸，一笑牙齿雪白，眼白也显得很大。

庆连只让我陪陪他，给他打打下手，但我坚持要自己做。最后庆连只得领我到一个工头那儿登了记，然后领来一把大大的铁锹。

由于车少人多，所以只要有一辆车进了煤场，立刻就有人跑过去抢。场上有一个戴袖章的贼眉鼠眼的人，他不停地呵斥那些奔跑的装卸工——车停得不是地方，装卸工站错了位，都要挨一顿怒斥。

有一次我亲眼看到监工的把一个瘦瘦的、看样子顶多十六七岁的小装卸工猛地扯倒，腮部给碰在了尖煤棱上，嘴角立刻渗出了血……小伙子爬起来，把流血的嘴巴擦一擦，顾不得看打他的人一眼，赶紧去抢另一辆车了。

我觉得这种争抢太危险了。庆连在煤场上小声告诉我：“你什么也不要理会，只管抢自己的车。你只要往车斗里扬上几锹，那么这辆车就归你装了！”

我照他的法子做，可是有好几次我抢先把煤扬到了车斗里，旁边的一个人紧接着也扬进去了。他骂骂咧咧，甚至威吓说要揍人，结果只能让给他。这样争抢一天也只能装上两三辆车，那种紧张疲劳简直不可想象……即便这样，我仍然想看一看那个“老水蛇”。

“你看不到的，”庆连告诉，“他轻易不到煤场来，要来都是上急的事儿。”

中午的饭菜简单到了极点：发黑的馒头，一碗菜汤，上面漂了几块白肉。庆连粗粗的手指夹了四个大黑馒头走过来，我一开始以为还有自己的一份，后来才知道那是他一个人吃的。这里所有人饭量都大得惊人，连我也比平常多吃了一倍的馒头。中午歇息一会儿下午接上干，于是又开始了另一场拼争。

几天下来我终于学得刁钻起来：没车时也不到工棚里休息，只在煤岭旁边蹲着——只要有车的轰鸣声，我就变得像猫一样机警，伸长了脖子，两脚用力蹬地。这样只要那辆车刚刚减速，我就能猛地蹿起，抢先扬上一锹煤。我最怕的是一个高颧骨黄脸皮的三角眼，这人大约有五十多岁，身上满是筋疙瘩，一看就知道这种活做久了。这天我刚占下一辆车，他硬是来抢。没有办法，我说：“那好，我们俩合装这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