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时梅子和小宁都不在，屋子里显得空空荡荡。我转到屋角那儿，长时间端量着那个隆起的棕黑色的东西——那是我远行的背囊，它已经落满了尘埃。

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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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到遥远的东部经营一片葡萄园时，梅子认为这只是一时的痴迷：凭一阵冲动就扔了窝，告别了这座热腾腾的城市，一头扎进了那片绿阴。她一直在等待我后悔的一天，等待我心回意转的归来。其实一切远没有那么简单，中年人的选择往往植根深长。我回到的是自己的出生地，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她大概从来没有想过：只有那里才埋藏了我们整个家族的隐秘。我时而吐露，时而欲言又止的那些往事、那些冤屈和悲伤、沾血带泪的故事，无不与那块土地紧紧地系在一起。它今生都会是我心头的一个硬结，硌我磨我，对我构成了不可解脱的致命的吸引。而这座城市对东部海角而言才是真正的异地远乡，它既陌生又遥远。我想对她说的是，这许多年来，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安静下来，我都能感到有一种力量在摇动自己，它就来自海角，是那种绵绵不绝的吸引力。

许多年过去，我终于被吸附过去，紧紧地匍匐在那片土地上。

很早以前有个“命相大师”好好地研究过我的命运，他使用了一种“揣骨法”——细细地捏过了我的脚趾骨，然后断言：你长了一双流离失所的脚。我当时不屑，现在却深以为然。是啊，看来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不停地走，因为有什么滚烫的东西在烧灼我，使我不能在一个地方安心停留，最终还是要走，要找一个真正的归宿……我肩上的背囊越来越大，它从那所地质学院开始装入锤子罗盘仪之类，而后又是03所之后的简易帐篷以及野外勘察的全部家当。从此它就一直伴随了我，成为自己最亲近最不可分离的东西，好比蜗牛身上的那个螺壳。与少年时代的奔走不同的是，现在我已经成为一个长途旅行的专门家，一个集专业兴趣与特别癖好于一身的怪物。一个从十几岁就因为家庭磨难而不得不逃入大山里的人，后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自然而然的。习性不改，双脚难收，这就是我对自己最恰切的解释。所以，当我在出生地那儿发现了一块稍稍能够安定下来的角落，那种巨大的惊喜也就不是别人所能理解的了。

与梅子稍有不同的是，我的朋友往往把那个葡萄园当成了一块飞地，他们大概以为那是一处盛满了闲情逸致的什么世外桃源，压根儿没有想过那里也会有艰难的劳作，没有想过每一寸绿阴都是汗水浇灌出来的。在那里，我和朋友拐子四哥夫妇，还有一大帮朋友到底经历了怎样的煎熬，他们既不去想，也没有倾听的兴趣。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城市病，是它的反射和投影：自己在一个地方饱受煎熬之后，就对另一块土地作了概念化的想象，并且愿意待在那样的幻觉里，进而将幻觉当成依据。再后来，他们内心里的嬉戏和颓唐还会化为辛辣的讥讽，抛向辛苦劳作的朋友。我有时候与他们在一起，内心里会泛起一种苦涩，一种愤愤不平。我真想让他们亲自去经受那些磨砺之后再来与我对话。他们有时不停地抱怨自己的处境，恨不得把它说成地狱，而别处一定就是天堂，那里天上会掉馅饼，葡萄自动变成了美酒，海边、茅屋，再加上一片绿蓬蓬的植物，这一切即组合为无忧无虑的诗意田园。作出这种苍白可笑的想象的原因，就因为刺骨的海风下面他们没有干过翻土挖沟的苦活，炙人的大太阳底下也没有脱过几层皮，没有挨过也没有忧过，只是待在拥挤的城市空间里埋怨和想象。他们急于去另一个地方换一口空气，却忘记了天下之大，真的难寻免费的午餐。一切都是有代价的，有时这代价远比他们的想象还要沉重。所以有时一听到阳子的女朋友小涓冲着我高喊“什么时候去你那儿摘葡萄啊”，心里就有一种奇特的沮丧和悲伤。她该多听听自己男人伙同吕擎对我的嘲弄和讥讽，然后再好好体味一下我的心情。我被所谓的朋友误解、被不留情面甚至被残酷地出卖之后，再拿出小茅屋里仅有的一点私酿酒招待他们，不觉得心亏吗？他们自己时下如何倒不愿反省，枪口对外的那一会儿倒自以为机智聪灵、反应极快且心满意足。廉价的沾沾自喜。

我承认，当我投入那片园林的时候，心灵上也会落下它的一道阴影。阳光下的什么事物没有阴影？人的视野再宽阔也会有自己的盲角！我在这样的时刻，当然渴望身边有几位诤友，他们能够直言不讳。而过多的冷嘲甚至阴郁的揣摸，有时让人无法承受。在我眼里，吕擎是难得的诤友，却常常失于过分的偏激；而阳子则还幼稚，他实在需要阅历，需要更多的判断力。一个再正直的人缺少阅历，有时也难免会歪曲和伤害朋友。

他们两人在对待周边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朋友时，那种有失公允就常常让我吃惊。比如上一次回城——那时我正因为葡萄园的前途不停地筹划，它至关重要，可以说直接影响到园里园外许多人的命运。实话说这一切都因为吕擎和阳子的参与而变得急切了，他们两人最先得知了我的一些打算，就拿出了十二分的热情给予了支持，这样、那样，一时满腹经纶。我从心里感谢他们，毫不犹豫地为此奔波起来，并一直认为从今以后这就是我们大家的事业。我认为自己为此所作出的任何付出都是值得的，不仅毫无怨言，而且在内心里有一种今生以来少有的充实与快乐。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有一个宏远的计划或设想，那就是办一份杂志——它要真正地脱离庸俗和不同凡响，有内在的硬度和心灵的自由，让一种强大的恒念从头至尾地贯穿下来——以目前的现实条件而言，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至为困难的。但困难却不等于一定要沉默或停息，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勇敢地尝试和坚持，这就是人的有幸和不幸。“这份杂志就办在葡萄园里。”最早不知是谁、是他们当中的哪一个或直接就由我自己，说出了这样的一句大话。大家兴奋起来。我们热血沸腾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知道这是一个梦想，美丽的梦想。为了让它变成现实，我愿意付出一切。最先讨论的当然是经济保障，是物质的支持。就眼下葡萄园的收益来看，我们似乎还不足以办成这件大事。于是几个人就商量：我们何必将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葡萄卖给那个酒厂啊？如果我们自己能够造酒，有自己的一个酒厂，哪怕很小的一个厂子，那又是怎样的情形？这种未免狂妄的想法在旁人看来太不着边际，但对我们来说却未必如此。为什么？就因为我们的园子里有一张王牌：武早。这个人是我们葡萄园的挚友，是赫赫有名的东部葡萄酒城的酿造总工程师，这家伙差不多能点石成金。而且即便在当时，东部平原上的一些小型酒厂已经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了，比如我们所在的镇子上，那个头儿叫大胡子精，这个人就搞过酒厂——难道我们就不可以试一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