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小看了筏子。咱们大军渡过黄河时，那里的河岸高、河身宽，河水又急。凭着几只皮筏，几个来回，就把咱们都渡过来了。怎见得番子们就不能用这木筏渡河？”

“那砍去了头的牛皮，是要吹足气，扎缚起来，才能作成筏子渡人的。”这一位也对法螺专家开起玩笑来，“老哥吹得好大的牛皮，当年倘非老哥去吹，别人哪能吹得这样气足！”

“可不是全靠俺吹胖了牛皮筏，才把你载渡到这里来看锅底脸的黑大汉，今天算你小子的运道高，天没亮就碰上丧门神。”顺风耳顶水推舟地进行反击。

“那里不是有几条船驶来？”有人高声地喊起来，好像发现一片新大陆。

“怕什么，俺看鞑子们笨手笨脚的，就是撑不动船。你看过了这半天，才驶动得那么一小段路。”

“北人骑马，南人驶舟，真是各擅千秋，”有人感叹地说。

“他们连人带马，共有六条腿，俺爹娘只叫俺长两条腿。停回儿交起锋来，俺的两条腿倒要和他们的六条腿较量较量，看看是谁强谁弱？”

“交锋”这个词儿才使他们比较清醒地回到现实世界，想到这场“交锋”的一个方面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在河边作“壁上观”的士兵们。亲眼看到敌军准备渡河，即将渡河，正在渡河，没有一个人怀疑他们渡河过来的目的是要进行一场厮杀。他们中间也很少人想到自己首当其冲，马上就要成为厮杀的一方。因为他们在思想中没有战斗的准备，他们的上级没有让他们准备好随时迎击来犯之敌。他们没有以一矢相加，阻止辽军渡河。他们不知道这场大厮杀将以怎样的形式开始，将以什么结果收场，特别不清楚在这场混战中自己应该作什么，怎样来发挥一个战士应当发挥的作用。似乎这一切都要由上级来决定，而上级之上还有上级，说不定要等到官家下一道圣旨，才能决定他们是否可以挺身迎击。这一切都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他们还来得及在河边上打三个瞌睡。他们就是在这样谈笑风生中白白浪费了最宝贵的一个、两个时辰的。

等到种师道、种师中、王禀、姚平仲等高级将领看到形势不妙，临时作出还击的命令，亲莅前线督战时，时机已经太晚，辽军已在大部分的渡口渡河成功，形成燎原之势，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了。

这是士兵的失职么？这是中下级军官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么？不！他们都是宣抚司的错误决策的牺牲者。宣抚司的错误决策，现在受到应有的惩罚了。即使这样，即使辽军的攻势已像潮水般地涌来，也没有任何历史记载说到当时身为宣抚使的童贯听到紧急的战报时有过什么思想活动，下令采取什么应变的措施。

（三）

从出击的辽军一方面来说，攻击的重点放在耶律大石的东路。萧干和萧斡里剌指挥的奚军的西路开始攻击的时间要晚一些，在整个战役中只起配合作用。

耶律大石在东路要碰上的敌人是西军主力，种师道、种师中亲自率领的泾原军、秦凤军和姚平仲率领的熙河军。耶律大石的想法是打败了主要的敌人就可以取得全局的胜利。东路的主要战场，他选择在兰沟甸一线。兰沟甸河面宽阔，中流有三、四丈深，人马涉渡往来都有困难。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条件并不太好的渡口，原因是在于他自己的东南面都统指挥所就设在兰沟甸河北的韦家营，杨可世的东路军指挥所就设在兰沟甸以南的南塘洼，两者距界河都不到十里路。把这里作为主力决战战场，组织、调拨自己方面的人马和集中歼灭敌方的主力都比较容易。

战争有时要避坚攻瑕，首先挑选敌方的薄弱环节来攻击，有时则相反，先集中全力与敌方的主力硬拼，突破了这一关，其他部分就可以迎刀而解。在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中采取哪一种，主要是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来决定，但与指挥者的决心、作风以及他的指挥艺术也有关系。耶律大石运筹用兵好像一个大赌徒，他宁可使自己全军覆灭，也要把他可能筹集起来的大部分赌注全部押在一笔足以使对方倾家荡产的输赢上，不大胜，则大败。因为他明白这场战争的性质就是背水决死的死战，要末战胜了，找到自己的生路，要末战败而死。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

耶律大石进攻的矛头，一开始就指向西军的精锐杨可世所部布防的阵地。

杨可世最初听到警报后，立刻作出坚决和紧急的决定。他派出传令官传令所有沿河的部队一律坚守阵地，主动出击，不准放敌军过河。他调动第二线的后续部队开到比较薄弱的第一线去参加作战，预备队全部开进第二线去填防。一面派兄弟杨可胜驰往统帅部要求认可这些临时措施，并要求种师道自己立刻率领全军投入前线，全面策应还击。他不仅没有慌张，反而带着十分欣喜的心情，希望事态扩大，把全军投入战争漩涡，迫使统帅部欲罢不能，迫使宣抚使也不得不在既成事实面前屈服。

杨可世力求一战的决心和耶律大石如出一辙，但他既没有后者的权力和魄力，又不幸处在被动地位上，因此这些虽然合理，正确但为时已晚的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