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嵋和小娃跑上楼来，碧初打发他们在里间睡了。四个人挑灯长谈。

卫葑于一九三七年七月逃出北平，先在河北一带游击队做点文书一类的事，入秋后和一批抗日学生一起到延安。大家满怀爱国热情和革命抱负，觉得延安的天格外蓝，延河的水格外清，走在街上穿着一色灰布制服的人都很亲。在招待所住了些时，同来的人大都或工作或学习，分配了去处，只有卫葑，迟迟没有安排。熟人议论，说卫葑已是教师，且是理科，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必有合适的事。又过了些时，组织上找他谈话，确定他任抗大文化教员。负责谈话的人叮嘱：“你不只教文化，也要向工农兵学习。”当然了，卫葑十分同意。

他的工作很忙，教的是相当于初中的数学。学员们自十六七岁到三四十岁不等。有几个从长征路上过来的小鬼，十分聪明，虽没有上过几天学，领悟迅速。卫葑自编了几套教材，给班上不同程度的学员。他并不觉得做这些事是大材小用，只觉自己不会打枪种田，能间接起些作用也很好了。他很认真，几乎有一种神圣感，这些学员将来都是部队中各级军官，是要打日本鬼子的！学生也很欢迎他，说他讲课明白，没有架子。他的生活简单，头脑也尽量不去想复杂的事。过去的日子愈来愈淡漠，只有雪妍的影子深刻在他心间。

在各机关中，除了他已是助教，还有北平、上海、天津来的青年教师，大家不免多在一起谈谈讲讲。有人戏称这几个人是教授俱乐部。一天晚上，几个人沿着延河散步，谈论了一阵时事，因为消息少，可谈的也不多。一个上海人从口袋里掏出几个枣子分给大家，不免说起吃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特别怀念的食物，北平来的怀念涮羊肉和豆汁，上海来的怀念那极细极糯的一碗两个大汤团。说着说着，话题转到当前他们每天往肚子里送的饭菜。一个说：“我们吃的是大灶，不知中灶、小灶怎样。”一个说：“让你吃大灶，你就不要管别人。”那一个还说：“可我们已经不是学生，也算各有专长，总该有点区别吧。”一位上海来的丁老师说：“吃什么我倒不在乎，只是一律要向工农兵学习，大会小会检查思想，有点受不了。我来这里是要贡献自己的知识，不想这里最不尊重知识。”这话一出，大家忽然沉默下来。过了一会，一个天津来的文艺理论家说：“只有知识不行，得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也只有向工农兵学习，才能走正确的路。”老丁笑说：“你可知道列宁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话不投机，说了几句，也就散了。

不想过了几天，老丁所在单位开批判会，吸收“教授俱乐部”的人参加，会的内容是帮助老丁，教育老丁不要以为有点知识就趾高气扬，只有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才是革命的路，抗日的路。批了一阵，有人提出教授俱乐部的问题，说这样的小圈子对革命事业只能起腐蚀作用，“俱乐部成员”都听得一身冷汗。主席让卫葑发言，卫葑敷衍了几句。又过了几天，老丁来找卫葑说要离开延安。虽没有明说，言下之意是劝卫葑也作考虑。后来“俱乐部”又走了几个人。卫葑好几夜未能入睡，坐起来思索，眼看着窑洞外的月光愈来愈浓，又愈来愈淡。他也认为不尊重知识是不对的，但这一点迟早要改变。难得的是这里有一致的理想，除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近目标，还有建设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远目标。他的物理学做不到。他还要再看看。

此后，卫葑不大和原来圈子的人来往了。倒是和学员们有时一起到田间劳动，谈谈讲讲，颇为融洽。一天，他上完课，在树下一块大石头上给一个学员讲代数题，有人朝他走来，拍拍他的肩，说：“是卫葑同志么？”卫葑站起来，见是在北平领导他的老沈，不觉大喜。老沈在北平时在中国大学有学籍以掩护工作，看上去已是三十多岁。卫葑曾和他有数次联系，最后听他安排完成了联络任务，逃出北平。老沈微笑道：“我们见过几次的，我怕你不记得了。”遂说了现在的名字，那是最近公布的管理机关事务的负责同志的名字。他们握手。老沈说：“我知道你是可靠的同志。”他似乎对卫葑各方面都很了解，并没有问生活习惯不习惯等一般的话。卫葑说：“如果能安排出时间，我想和你谈谈。”老沈道：“我找你。”说了几句时局，便走开了。

又过了几天，另一位负责同志找卫葑谈话，说无线电台需要技术人员，要调他去，他是学物理的，可以用上自己的知识。卫葑忙声明他研究的是光学，并不懂无线电，负责同志似信非信地看了他一眼，说堂堂的大学研究院毕业，不会弄个无线电，岂不笑话，试试吧。卫葑想想确也不难，便答应了。当天搬家，搬到山坡高处，这有些象征的意思，他升级了。安顿好行李，便去见台长。正好电台坏了，几个人正om在检修，说是已修了两天了，见他来，都很高兴。卫葑马上参加战斗，约用一个小时，俱已修好。他很快熟悉了工作，提出一些新办法，电台得以长期正常运转，向全国各地发出延安的声音。卫葑想起抗战初起时，他收听共产党的文告，传送各家，心情何等紧张，何等兴奋！现在居然为正常转播消息出一点力，却不觉得怎样激动。他还特别谨慎小心，绝不过问自己工作范围以外的事，并仍在抗大教几节课，让自己对各方面都有些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