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都数十万生灵俱系于我辈一念之间。惟有审时度势，谨慎从事，方可免于涂炭！”

大约看见杨维垣的脸越涨越红，马上就要再度发作，同他颇有交情的御史张孙振出面排解了：“哎，时危势迫，相争无益。我等还是且听阁老大人如何处置吧！”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果然停止了争论，一齐把目光集中到马士英的脸上，等待他决断。

马士英却依旧一动不动地坐着，对张孙振的话仿佛听见，又仿佛没有听见。直到大家等得有点心焦，打算开口催问的时候，他才终于抬起眼皮，缓缓地说：“嗯，事关至巨，待学生奏明皇上，再行定夺吧！”

只吐出这么简短的一句，他就扶着椅子的扶手，站了起来，向大家拱一拱手，头也不回地向大堂的门外走去。

五

虽然马士英表示要去征求皇帝的意旨，但清议堂的会议结束之后，又过了整整两天，事情却始终没有下文。相反，在这两天中，从东线上传来的消息变得越来越骇人——一会儿传说清兵正在渡江，镇江一带发生了激战；一会儿又传说镇守镇江的总兵官郑鸿逵，已经带领麾下的福建兵弃城而逃，另一位总兵官黄斌卿则干脆连军队也不要，只带着几名随从乘船潜逃。到了五月九日，形势变得更加可怕，说是清军的大批人马已经渡过长江，从镇江直扑丹阳。常（州）、镇（江）二府巡按杨文骢无法抵敌，已经带领残兵逃往苏州。消息传开，整座南京城都陷入了空前的恐慌之中。大街小巷里，人人都怀着大难临头的惊怖，议论纷纷。与此同时，一股大逃亡的风潮，也在急剧的酝酿和发生之中。全城上下，从官员、缙绅到富商、小民，纷纷收拾家当，互相串连，打算出城避难。每当一户人家已经顺利逃出的消息传开，便使十家、二十家，乃至上百家受到诱发，掀起更大的逃亡浪潮……大约是为了安定人心，弘光皇帝在五月初十日下达两道圣旨：一、缙绅家眷一律不许出城。二、召集梨园子弟入宫演剧。但是，与此同时，还有第三道圣旨，就是前些日子所选定的四名淑女——目前都安置在经厂里——也命令放还母家。正是这第三道圣旨，引起了钱谦益的警觉。因为这四名淑女，是一个月前由钱谦益奏明弘光皇帝，由皇帝御驾亲临元晖殿，对来自南直隶和浙江的一百二十名候选者一一过目，最后从中挑选出来的。不久前，太监李永芳曾奏催为举行大婚措办银两，皇帝还下旨：“着该部火速挪借。”

其中光是未来皇后的珠冠、礼冠、常冠三项开支，就花了四万两银子。那一阵子，正碰上左良玉起兵，风声很紧，但筹备大婚的事一直没有停止。可眼下，忽然传旨将淑女放回家去，事情看来就决不是那么简单。“啊，莫非皇上已经灰心绝望，决定仿效大行皇帝的榜样，一死以殉社稷？”这个念头一闪现，钱谦益顿时变得十分紧张，有片刻工夫，他再也坐不住，身不由己地离开了椅子，开始倒背着手，在书房里急促地徘徊起来。

的确，早在三天前的清议堂会议上，钱谦益已经估计到，摆在南京朝廷面前只有三种选择——抗战、投降、逃走。但对于其中各自的含义和后果，当时他还来不及深入思索。甚至在赵之龙提出投降的主张之后，钱谦益仍旧没有认真琢磨。可是眼下不同了，弘光皇帝一直没有对投降的主张表示支持，但也没有全力备战；从直至今天，仍旧召集戏班子人宫演戏的举动来看，似乎也不大像要弃城出逃。那么说不定就是打算一死殉国。如果真的出现这种事态，钱谦益作为大臣，照理也应当跟着殉节。这样做，自然不失壮烈忠勇，而且必定会赢得世人的称颂。但自己是钱氏本支的惟一传人，家中还有一份产业，身边还有一位如花似玉的爱妾柳如是。

这些都使钱谦益不能断然舍弃。何况潜心苦学了大半辈子，积下了一身学识，还未能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自己平生有一个最大的宿愿：打算编著一部明朝的历史。为此他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自信一旦编成，定能留名千古。如果在这当口死掉了，实在是难以瞑目。嗯，如非万不得已，看来最好能够不死！那么逃走呢？譬^[pì]如说躲藏起来，待机而动；或者从此归隐田园，不问世事。看来，那也不是办法。

别说自己身为大臣，当皇帝还守在京城时，不能私自逃走。即使真的逃了出去，待到清朝取得南京，进而举中国而有之的时候，自己其实也无处可躲。何况以自己的身份名望，也一定会被千方百计搜寻出来。如果“死”和“走”都办不到的话，那么剩下的选择，似乎就只有投降。说到投降，在别人看来是否易于接受且不管，至于钱谦益，却分明感到一种出自本能的厌恶和恐惧。事实上，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或者是一个不知礼义的武夫，那么投降是容易的。然而他偏偏不幸而成了一位朝野瞩目的元老重臣，一位文坛中享有盛名的领袖。一旦变节投降，他绝对逃不过苛刻的公论和无情的史笔。甚至千载之后，仍旧会受到后人的指责和唾骂。这正是钱谦益所担心、惧怕，无法坦然置之的。

他在窗前停了下来。外边虽然没再下雨，但仍旧阴霾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