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数千言，大约以耗财兴利参互成文。然耗财之事非一，而以边费为最大；兴利之事亦非一，而以平准为尽头。峻法酷吏，因兴利而用也；吏道选举，因兴利而衰也。擅山海之藏，攘商贾之利，用饶于上，财竭于下，其不为亡秦之续者幸耳。篇以秦始，赞以秦终，其旨微矣。

————高塘《史记钞》卷二

《封禅》、《平准》、《河渠》三书，所叙皆孝武朝大条目事，与后人修史作志者不同。作志要考祥先代典故，叙次令明晰而已。至史公所称，皆目睹事迹，其为书虽至千万言，首尾只是一意，中间经营位置，全具苦心。人只见史公文章，波澜浩大，笔势豪纵，令读者手不停披，口不暇诵，不知其谨严精密，推移变化，正由精力思仪过人，如国工构广大厦，云连霞起，游者骇观，乃其一间一架，皆是匠心巧思结撰而成，学者第能细按当日事势情形，如身执简其侧，则于史公叙次之妙，必有窥其一二矣。

————吴敏树《史记别钞平准书》

平准书第八

刘洪涛译注

【说明】《平准书》所述是汉代平准政策产生的由来，实际上系统介绍了汉武帝以前的富国政策。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大一统的封建集权政府是如何利用权力，扼杀、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以求解决自身财政危机的。其主要措施是改变钱法、卖官爵和卖复徒法、官卖政策（由官卖盐铁发展到平准法的确立）、强制征商等，对于整个封建制度，这是一个探索过程，也给后人留下了深刻教益。

汉初，国家贫困，经济萧条，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国家，采取了减轻钱重，以便利流通，求得商业发展的政策，结果反而造成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的局面。后来不得不逐渐增加钱重，还通过改铸钱、官铸钱的措施以打击商人。无疑，汉政府从中得到很多好处，尤其是改铸钱，宣布旧钱无效，使士农工商通过各种辛勤劳动换来的硬通货，一夜之间化为废铜。但受害者主要是农、工百姓，对商人的打击却很有限，钱币多变，他们便通过“多积货逐利”；政府获利也是短暂的，并不能使商业发展，从而根本上改变国家的经济状况。由此可见，货币仅是流通工具，自有其存在规律，以行政手段，企图通过改变发行这种掠夺性的措施以从中取巧，是有害无益的。卖官爵和卖复徒法也是改变国家财政状况的权宜之计，效果更差，会造成一系列弊端，如引起机构膨涨，官爵贱、法律轻等。为纠正这些弊端，势必用酷吏、行苛政、兴大狱，这也是汉以后常见的事实。官卖政策、强制征商才是汉武帝赖以改变财政状况的最主要、最有效的措施，但是却造成一个严重恶果：工商被抑制，商业遭破坏。《史记》说：“官卖盐铁，铁器苦恶，贾（价）贵，或强令民卖买之。

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官卖为何商品质量差、价钱贵，主要是用权力切断了商业发展的根本机制——竞争。汉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继承了这两项政策，使封建政府渡过了许多难关，同时也使中国商业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汉武帝的创造是功是过，确是不易评说。

本文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是主张节俭政治的，虽然本质上仍属于那种主张礼乐治天下的儒学思想。在篇末的评论中他说“安宁则长（ｚｈｎｇ）庠序，先本绌（ｃｈ）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对于汉武帝的尚武开边、祭神、封禅、巡游等“事变”之多极为不满，认为是汉代重用“兴利之臣”，搞得国耗民贫、天下骚然的主要原因，这是一种杂揉了黄老色彩的儒学思想。

汉朝兴起后，承继的是秦朝的破败局面，壮年男子参加军队，老弱运送粮饷，事务繁剧而又财政匮乏，自天子以下备不齐一辆四匹同样颜色马拉的车子，大将丞相有的乘坐牛车，老百姓家无余粒。于是因秦钱太重不便流通，命老百姓另铸荚钱，规定一金为黄金一斤重，简化法令，省约禁条。而那些不守法令、惟利是图的商人囤积居奇以操纵物价，以致物价飞涨，粮价腾踊，米价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一匹价值百金。

天下平定后，高祖便下命令，商人不许穿丝绸，不许乘车行路，加重征收他们的租税，使他们经济遭困境，人格受侮辱。孝惠帝、高后时期，因为天下初得安定，重又放宽对商人的法律，然而商人子孙仍不许当官作吏，国家计算官吏俸禄和其他用度，向百姓按需收税。而山林、河川、园囿、陂地、市场的租税收入，以及自天子以下至于大小封君汤沐邑的收入，都作为各主管官员的私人费用，不从国家经费中支出。所以从山东漕运粮食，以供给京都中的官员，每年不过数十万石。

到孝文帝时，荚钱越来越多，而且轻，于是另铸四株钱，钱文是“半两”，命百姓可以随意自铸钱。所以吴是个诸侯国，但它依铜山铸钱，富可与天子相比拟，后来终于成了叛逆。邓通是个大夫，因自铸钱，财产超过了诸侯王。所以吴、邓氏钱遍布天下，导致了禁止私铸钱命令的产生。

匈奴常常侵挠北部边境，在那里屯驻很多戍守的士兵，边境屯粮不足供给。于是招募百姓能纳粮给官府或者运送粮食到边地的封拜爵位，最高的可至大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