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缗。即奖励对逃避算缗或者算缗时登记财产不实者的告发，“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僮。”结果导致诬告之风盛行————“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

盐铁官营官卖。这是汉武帝赖以改变财政状况的相当重要、有效的措施，但是也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本篇说得很清楚：“官卖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由于官卖以权力切断了商业发展的根本机制————竞争，商品质量差、价钱贵。汉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继承了这样的政策，使封建政府渡过了许多难关，同时也使中国商业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汉武帝的创造是功是过，确是不易评说。

卖官鬻爵，财货抵罪。造成了“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以及“官职耗费”的恶果。

当然，本文既然以“平准”名篇，“平准”政策是汉武帝时最为核心的经济政策。

所谓“平准”就是调控物价，使物价公平。以上所述的财经政策都是围绕调控物价这一核心的，只不过未必收到很好效果、有时还适得其反罢了。从整体上来看，对“平准”起到重要作用、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的还要数 “均输”政策。

何谓“均输”？ 《平准书》中说：“而桑弘羊为大农丞，筦诸会计事，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已经指出均输主要是促进商品流通的；《平准书》中又说：“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较详细地介绍了“均输”政策的具体内涵。从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其一，“均输”是就赋税而言的，是针对旧时交纳赋税时运费昂贵、得不偿失的弊端而采取的一种政策。其二，所交纳的赋税不像旧时那样税有定物（如绢、麻、粟等），而是“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物贵”并非指在当地的价格比较昂贵，而是指转贩于别处价格比较昂贵。道理很简单————“商贾所转贩”的物品必然是贱买贵卖。而且还有很多旁证：《史记集解》引孟康论“均输”曰：“谓诸当所输於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於他处卖之。输者既便而官有利” ；王安石变法曾欲效商弘羊等行均输法，其对均输法的具体规定是：“均输之法，所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术 (《宋史食货志》、“均输法者，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得以便宜蓄买(《宋史王安石传》)。其三，均输法的实质是以国家行商贾之事：过去，“通货物”、 “贱买贵卖”是商贾之事，现在则收归国有了；商贾“贱买贵卖”是为了从中谋取利润，而“平准”的“贱买贵卖卖”同样是为了从中谋取利润。只不过，商贾为“私”，“平准”为“公”。《平准书》中的卜式其实已看出了“均输”的实质————“是岁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县官当食租衣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东汉朱晖《奏谏行均输法》云：“《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明人张翰《松窗梦语》云：“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贵农贱商，故赋倍于农。自汉武用弘羊计，置均输官，笼天下之货，贵卖贱买，商贾无所牟其利，而物价悉平，名曰平准”，所持观点与卜式基本相同。

司马迁在《平准书》中对武帝时的财经政策多有批判，在《平准书》中评价“均输法”时则有这么一句话：“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结果遭到了大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对财经政策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效法桑弘羊等汉臣）的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口诛笔伐————“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p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盗贼蜂起，几至于乱。若武帝不悔祸，昭帝不变法，则汉几亡。’争议不已”（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至于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无足言者，而迁称之，曰：‘不加赋而上用足。’善乎，司马光之言也！”

其实，司马光与苏轼都把“天下”置换成了“上”，认为皇上因其特权而“与民争利”的危害极大————其害甚于加赋。而司马迁对于这样的与民争利亦是持否定态度的，在《货殖列传》中他明确提出，统治者的经济政策“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然而，当他说“天下”时着眼的则是汉王朝大一统帝国的国家公共利益。从《平准书》所述可知，汉武帝进行财经政策的改革是在特定背景下进行的，固然，他的穷奢极欲、穷兵黩武严重破坏了经济，许多新的财经政策又为他的穷奢极欲、穷兵黩武提供了费用，这二者形成了恶性循环，虽应付了一时的财政开支，却又造成了“民力屈，财力竭”（ 《汉书西域传）、“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汉书昭帝纪》）等严重后果；可是，汉武帝时进行财经改革毕竟还有着“摧浮淫并兼之徒”的动机，这些“浮淫并兼之徒”过着豪华奢侈生活，只追求个人利益，不为国家利益着想。而均输政策的实行虽然也使汉武帝皇家财富大受裨益，但毕竟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豪族与奸商对财物的垄断与囤积居奇，在一定程度上缩减、阻止了两极分分化、也为国家增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固然，在封建王朝中，皇帝往往以国家之名义谋个人之私利，汉武帝也有这个毛病。可是，他对灾民的救济相当重视，还将新财经政策所得的财物大量用于赈救灾民，这与那些在灾荒其间哄抬物价、唯利是图的奸商们比较起来当然不可同日而语，奸商们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法行为确实也应该由国家出面予以打击、治理。除了赈救灾民之外，汉武帝在国家安全方面（自然不是指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种种战争，而是指抵抗侵略、平定动乱）虽然投入了巨额资金，那也无可非议。总之，司马迁对汉武帝财经政策的功过两方面都有记述，我们当然更应该以辩证的态度来评价汉武帝时的财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