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襃厚[146]亲戚，弛[147]苑囿。孝文王除丧，十月已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庄襄王立。

庄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骜伐韩，韩献成皋、巩。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二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蒙骜攻魏高都、汲，拔之。攻赵榆次、新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王龁攻上党。初置太原郡[148]。魏将无忌[149]率五国[150]兵击秦，秦却于河外。蒙骜败，解[151]而去。五月丙午，庄襄王卒，子政立，是为秦始皇帝。

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为二世皇帝。三年，诸侯并起叛秦，赵高杀二世，立子婴。子婴立月余，诸侯诛之，遂灭秦。其语在《始皇本纪》中。

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

一、文化拓展：

（1）《商君列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述：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於殷周矣。”

此段文字以生动的笔墨将秦孝公所采纳的治国之术定位为“霸道”，另外还谈到了所谓的“帝道”、“王道”。 由此引发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史记》还以“帝道”、“王道”与“霸道”来勾勒从五帝到秦的政治模式。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已明确指出：“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所起的作用乃是提纲挈领、勾勒出历史发展之大势。第一篇《五帝本纪》正好与“帝道”对应，虽然有着不少传说史的内容，司马迁在此篇中热情赞颂了五帝的种种德治，把“帝道”视为最理想的政治模式；按照儒家观念，“王道”的代表是所谓的“三代之治”（“三代”指夏、商、周），司马迁亦同意这样的说法，故立《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来对应“王道”，称颂了三代明君们施仁义、行礼乐的种种政绩。从周王室之衰微到“政由五伯”（“五伯”即“五霸”），再到“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直到秦统一天下，在政治中起主导作用的已不再是的“王道”，而是讲求富国强兵之术、依任武力征服、实行严刑峻法的“霸道”。秦从穆公的“东服强晋，西霸戎狄”到“献公之后常雄诸侯”，直至秦王嬴政建立大一统帝国，“霸道”是其主导性政治模式，为秦立本纪正好可以表现历史发展之大势的变迁。

《史记索隐》引裴松之《史目》云：“天子称本纪，诸侯曰世家”，赵翼《二十二史札记》中说：“本纪以序帝王”，秦在始皇统一天下之前不过是一方诸侯，后世一些学者便对司马迁为秦立本纪颇有微词。综上所述，为秦立本纪实际上可以很好地发挥“本纪”的“科条”作用。不以表面之名分（周天子后来已徒有其名分）作为立“本纪”之缘由，而以秦国在历史发展中的实际地位、作用来定之以相应体例，既创例又破例，这正是史公过人的胆识。

（2）按儒家正统观念来看，与“帝道”、“王道”相比，“霸道”是最不足取的，从司马迁对秦之杀伐、苛政的种种记述，以及“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秦取天下多暴”（《六国年表序》）等论断，可以看出，司马迁对“霸道”亦颇为抨击。不过，儒家正统观念把“霸道”与“王道”绝对对立起来，“霸道”的一些可取之处例如对富国强兵之术的采纳、对人才的重视等亦被他们一概抹杀了。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于“霸道”则有着相当辩证的态度。以此篇为例，记述秦历代国君用墨最多的要数缪公任好，其治国之术是典型的“霸道”，司马迁一方面指责了他“死而弃民”，一方面对他的知人善用以及为秦国在乱世纷争中崛起所作的贡献又颇为赞许。同样的，司马迁一方面痛斥了秦的残暴，但另一方面也承认秦国“世异变，成功大”（《六国年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