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那时读书只求贪多，想想没有必要，想想也觉得有必要。有老师说：“读书当学曾国藩，对某一部书用功很勤，弄懂了就好办。懂了以后读其他的书就可以一通百通。曾国藩读《论语》就是下过很大的功夫的，后来读《孟子》就做到了触类旁通。”这话当初听来很有道理，不是说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吗？又有老师告诫说：“在这个经典阙如的时代，文化似乎成了快餐，还那样像老学究皓首穷一经的做法无疑是愚蠢的。”这话似乎也合道理。还有老先生说：“你们目前就是要像蚕吃桑叶一样的大量积累，厚积薄发才可吐出精华。”我在兼顾几种意见的同时，似乎更倾向于第三种意见。

《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只介绍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文学思潮。我们的老师对八十年代的文坛知之甚少，估计他的讲稿就是读大学时的笔记，当时根本就没有这一章。我感觉他对小说内容过于生疏，有的小说情节都记不得，甚或讲错了。对当代文学除了看几本获得茅盾奖的小说之外，我对“三十年”文学思潮的关注是花了点心血的。从图书馆借了许多的作家谈创作的书籍，还有许多老作家的回忆录，他们都有近乎一致的看法，那就是政治干预文艺，领袖人物一句话“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强化了文学艺术无条件地服务政治，导致了文学形象的庸俗化——人格分裂，严重的失去自我。文艺固有的本质特征淡化了，毫无美感可言，“高”“大”“全”，样板戏，是纯政治的产物。拨乱反正以后文艺界开展了关于 “典型”的大讨论，使得文艺家们放下了思想包袱，反思我们几十年来走过的极左道路，从文化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艺术。尤其是对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使许多作家从发掘民族个性、文化个性的高度来深刻总结，用自己的作品作了最好的诠释，当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记忆最深的是读韩少功的《爸爸爸》，这个近乎寓言的故事吸引了我，丙崽的形象像个幽灵一样在我面前闪来闪去。高兴时大叫“爸爸爸”，不高兴时大喊“Ｘ妈妈”，这样的以个白痴居然被村民奉为神灵。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社会是有的，有的女人一病之后神智不清，竟然成了女巫，是神的化身。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其实是个根深蒂固的文化问题，中国人长期以来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左就右。韩少功用这个丙崽的形象告诉我们，要改变中国首要的问题是改变我的认识方式。在大喊打倒封建文化，大批孔家店的时候，全盘的否定了我们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精华——孔子的中庸之道是可取的。

反思文革的小说看了莫应丰的《将军吟》之外，还读了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我用一个双休日的时间坐在教室里，细细的读完它。因为看过几本类似题材的书，心里感触很大，思考得也很多。为了进一步了解文革，我请教过我的父亲，请教过我的外国文学老师戴顺辉老先生。他们的亲身经历和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感，与小说所写是惊人的一致。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我想写篇评论出来，我不得不下功夫去查找资料，去重读作品。为此我借来了天津作家冯骥才写的有关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一百人的追踪调查（这本书的具体名字记不起来了），作了好多的记录，都是用卡片抄下的。那时没有互联网，什么都得自己动手一字一字的誊写。论文写出来以后，我交给了写作老师李永松看看。李老师说：“这哪里是论文啊，论文有他规范的形式。有主题词，有摘要，有注释等。看你的内容好像还是在分析，不过要抓住主要内容来论述，不宜过于分散。把你提出的问题论述清楚就可以啦。”听他这么一说我非常不好意思，失望地回到宿舍想了好久，自己用了近两个礼拜准备好的东西居然一句话就给否定了，我还是想重新试试。于是又前期后后把文章看了看，越想越觉得老师说的有理。没有办法哦，总不能半途而废吧。我又把《大墙下的红玉兰》认真地读了几次，确定了要写的范围——谈小说的悲剧性。这次我是尽量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写了，主题集中，切入点小。一气呵成之后，我把它放在课桌的抽屉里，下课了就拿出来咀嚼一下子。一直过了十来天，我反复修改后才冒着再次被否定的风险送到了李老师那里。这次他稍稍满意地答复我说是有进步了，我才有了些许安慰。我知道这是我写作论文的起点，一个起步。万事开头难啊！

读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源自一场文坛官司。市场经济之后名人之间的官司，名人与非名人、非名人与名人之间的官司遍地开花，大家都为了一个“钱”或“名”字大张旗鼓的喧闹，还借助媒体大肆炒作。有的作家打不起官司，为避免遭恶鬼纠缠，就干脆在作品扉页上写着“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请勿对号入座”的申明。在《文艺报》上看到高建群与他的朋友（也是一陕西作家，与高曾在一个办公室创作）的一场官司，是关于高的代表作《最后一个匈奴》是否抄袭的问题。那时闹得沸沸扬扬，弄得高建群不得不同时在几种有影响的报纸刊物上一再申明自己的立场，绝无抄袭之嫌。后来经许多专家鉴定，高建群的作品不存在抄袭。事后看到高又写了一篇文章刊载在《文艺报》上，讲到朋友之情如何经不起考验，讲到自己创作的艰辛。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写《最后一个性奴》的一年时间里抽掉了一百八十条烟，一天只要点一次火，一根接一根的抽。可以想见处于怎样的创作状态，作家的作品是用心血与生命换来的。

我是带着无限的尊敬在读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的》。我被他笔下粗犷的西部野性美所吸引，浓厚的地域特色，浓厚的民族风情始终是他笔下鲜活的灵魂。为此，我不能不找来陈忠实的《白鹿原》对照着看，当初是感觉到各有千秋。现在想来，《最后一个匈奴》的结尾是草率了点。整个小说还是缺少《白鹿原》的大气。

我还仔细读过梁晓声、肖复兴、柯云路等人的代表作，对知青文学有了大致的了解，但是我没有深究，我觉得他们的作品远远比不上寻根文学。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或许叫做兴趣使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