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克多彼得罗夫的父亲,一个林务区长,知道回家之后,他们父子就会有性命之忧,因为他在区里是以亲身参加一九一八年的对德斗争而出名的人,儿子又是共青团员。但是当他考虑现在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觉得一筹莫展了。他知道,党员里面一定有人留下来组织地下斗争和游击斗争。但是他自己已经并不年轻,一生都在忠心耿耿地做一个普通的林务区长,并且一直认为,他这个林务区长会一直做到老死。他希望让一子一女受很好的教育,让他们可以自立。但是现在,当他心里暗暗起了这样的念头:他的过去可能不会被人知道,他还有可能在德国人统治下继续做林务区长,——他就感到非常烦恼和厌恶,弄得他这个魁梧有力的汉子竟想跟人打架。
这时候,他的儿子维克多却在为红军感到极度的委屈和气愤。他从小就崇拜红军和它的指挥员,战争一开始,他就做好准备,打算作为红军指挥员去参战。他在学校里领导过军事小组,按照苏沃洛夫①的教导,在他的小组里,不管下雨下雪都上军事课和体育课。红军的败退当然不能动摇它在维克多心目中的威信。但遗憾的是,他没能及时参加红军去当指挥员,如果他现在是红军指挥员,那么毫无疑问,它决不会陷入这般困难和凄惨的境地。至于他本人在德国人统治下的命运,维克多干脆不去想,而是完全信赖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阿纳托里波波夫,因为阿纳托里无论在什么困难场合都会想出出人意料的、绝对正确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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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苏沃洛夫(1730—1800),十八世纪俄国统帅。
可是他的朋友阿纳托里却在深深地为祖国感到痛心,他一言不发,咬着指甲,一路上都在考虑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在战时,他在共青团的集会上做过许多关于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报告,但是没有一篇报告里面,他能够把他对祖国的感情表达成像他对他妈妈那样一个崇高的、歌声美妙的人的感情(他妈妈塔伊西雅普罗柯菲耶芙娜身材高大、丰满,脸庞红润、慈祥,总是唱一些从他在摇篮里就为他歌唱的美妙的古代哥萨克歌曲)。他心里时刻怀着这种对祖国的感情,当他听到心爱的歌声或是看到被践踏的庄稼和被焚烧的农舍时,这种感情就使他热泪盈眶。现在,他的祖国处于灾难之中,——这样深重的灾难,使人无论看到或是想到都不能不为之心如刀割。他应当行动,立即行动,但是又怎样行动,在什么地方行动,同谁一起行动呢?
这些想法也或多或少地激动着他所有的同伴。
只有邬丽亚不敢去想祖国的命运和她个人的命运。自从她看见新一号井的井架倒下去以后,她已经尝尽一切辛酸:跟心爱的女友以及跟母亲的离别,在那被太阳灼晒过的、被践踏过的草原上的这一段旅途和最后的渡河,——渡口那个包红头巾的妇人的血淋淋的上半截身子和那个眼睛鼓出来的男孩子似乎体现了她的全部经历,——这一切不断在邬丽亚的流血的心里翻腾着,一会儿像匕首般尖利,一会儿像磨石般沉重。她一路上都是跟在大车旁边走着,不大说话,仿佛是心情平静,只有在她眼睛里、鼻翼上、嘴唇上隐隐露出的这些阴郁的线条,才泄露出她的内心有着何等强烈的感情在汹涌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