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他心情忧郁，每到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以前伊凡德米特里经常遇见犯人，每一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不安的感觉，可是这一次相遇却给他留下一个异样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铐，就这样由人押着，走在泥地里，送进监狱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他一整天都想着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妨碍他阅读和集中精力思索什么事。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千百年来人民的经验告诫我们：谁也不能发誓不讨饭，不坐牢。①而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的。那些对别人的痛苦有着职务或事务关系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久而久之，出于习惯势力，会变得麻木不仁，以致对他们的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方面讲，他们同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在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去完成某些法定程序，然后就万事大吉－－法官就是凭这个领取薪水的，事后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的小去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把任何暴力视作明智、合理之必需，而一切仁慈的举动，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不满和报复情绪的大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公正，岂不可笑吗？——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后心存恐惧，额头上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地没有离开我，”他想道，“可见这些想法不无道理。这些想法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脑子里的。”

有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窗下经过：这是不无用意的。瞧，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大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要知道如果夜里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可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却越是强烈，越是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是起劲，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后意识到，这也无济干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沉溺于绝望与恐惧之中。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这无异于伪造文书，或者他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机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带有强暴致死的迹象。于是里人议论纷纷，只谈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在头上冷敷的药液和桂樱叶滴剂①的药方，愁眉苦脸地直摇头。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妨碍人们发疯。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里。他每天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