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定是为了使工人能够听懂他说的话！”母亲推测。

可是，这种推测并不能使她安心。她不难看出，来的工人也很放不开，好像心里受着拘束，不像他跟母亲，跟一个普通妇女谈话那样容易而随便。有一天，尼古拉出去之后，母亲对一个年轻人说：

“你为什么这样拘谨？好像小孩子要受考试似的……”

那个人咧开嘴大笑起来。

“到了不习惯的地方，虾也会变成红色的……到底不是自己的弟兄嘛……”

有时莎馨卡也跑了来，但她从来都不长时间地逗留。她说起话来总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连笑也不笑。每次临走的时候，她总是向母亲询问：

“巴威尔米哈依洛维奇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嗳，托您的福！”母亲回答。“没事，他很快活！”

“替我问候他！”姑娘说完就走了。

有时候，母亲向她诉苦说，巴威尔被拘留了许久，还不曾决定出审判的日子。莎馨卡听了就锁住眉头，一声不响，她的指头却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尼洛夫娜时时感到内心有一种愿望要对她说：

“好孩子，我知道你在爱她……”

可是她却不敢把这话说出口——这位姑娘的严肃的面貌、紧闭的嘴唇，以及事务般的枯燥的谈话，好像在预先拒绝这样的爱抚。

母亲只好叹着气，无言地握着她伸出来的手，想：

“我可怜的……”

有一次，娜塔莎来了。她看见母亲非常高兴，抱住了她吻了又吻，然后突然轻轻地说：

“我的妈妈死了，死了，怪可怜的！……”

她摇了摇头，很麻利地擦了眼泪，接着说道：

“我很是舍不得我的妈妈，她还不到五十岁呢，应该还多活上几年。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死了反而可以清静安逸些了。她总是一个人在那儿，谁也不去理他，谁也不需要她，一天到晚只怕挨我父亲的骂。这样也算是生活吗？人活着谁都指望过好日子，可是我的妈妈除了受气之外，什么指望都没有……”

“娜塔莎，您说得对！”母亲想了一想，说道：“人活着都是指望有好日子过，要是没有指望——那还算什么生活呢？”母亲和蔼亲热地抚摸着姑娘的手，关切地问她：“你现在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娜塔莎轻快地回答。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满脸微笑地朝她说：

“不妨的！好人是不会孤零零地生活的，一定会有许多人跟着他……”

8

这座工人区尽头的小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四周已经有许多怀疑的眼光向这里张望了。各式各样的谣言的翅膀，不安分地在房子的上空拍打着，——人们努力地想要发现并轰出隐藏在这所山谷上的房屋里东西。每天晚上，总有不三不四的人朝窗子里窥探，有时还敲一敲窗子，然后匆忙而逃之夭夭。

有一次，小酒馆的主人别贡佐夫在半路上叫住了符拉索娃。他是一个仪表堂堂的小老头，在松驰而发红的脖颈上经常围着一块黑色的三角丝巾，上身穿了一件很厚的紫色天鹅绒背心。在油光发亮的尖鼻子上，架着一副玳瑁框的眼镜，因此人们都叫他“箍眼儿”。

他把符拉索娃叫住，一古脑儿地，根本不等对方搭话就用讨厌而干燥的声音说：

“彼拉盖雅尼洛夫娜，身体好吗？令郎呢？还没有替他娶亲吗？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正是结婚的好时候，媳妇娶得越早——做父母的也就越早省心。有了家室的人，身心就特别安全，男人在家里，就像早加了酸醋的香蕈！要是我，老早就为他娶亲了。如今这年头，对谁的生活，非严厉地监督不可，人人都自我主张。说起思想，真是五花八门，可做起事来，却该挨骂。年纪轻轻的，礼拜也不去做，从来不去公共场所，鬼鬼崇崇地聚在角落里——嘀嘀咕咕。为什么要交头接耳呢？请问！为什么要避开大家？在大庭广众之前——比如在酒店里——不敢说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是秘密！——那只有我们神圣的基督教会里才可以容许的，那些在角角落落里搞的秘密，——都是因为冲昏了头脑！好，祝您身体健康！”

他怪模怪样地弯起手来脱了帽子，在空中一挥，拔腿就走，把母亲弄得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

符拉索娃的邻居，铁匠的寡妇，现在在工厂门口摆食物摊的玛丽亚考尔松诺女士，在市场里碰到母亲的时候，也是同样地说：

“彼拉盖雅！当心你的儿子！”

“当心什么？”母亲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