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天的事件使她觉得疲倦。现在她听见有可能住到城外，远离城里的悲剧，就急不可耐的想抓住这种可能。

可是，尼古拉又转换了话题。

“您在想什么，伊凡？”他朝着医生问。

“医生抬起了低垂在桌上的头，阴郁地回答说：

“我在想，我们人太少！必须更有劲地工作……而且，一定要说服巴威尔和安德烈，叫他们逃出来，他们俩什么都不大干整天坐在牢里未免太可惜了……”

尼古拉皱着眉头疑惑地摇了摇头，又很快地对母亲看了一眼。

母亲明白，在她面前，他们不便谈论她儿子的事，于是就回到自己的房里去了；对于他们这样忽视她的愿望，心中感到有些生气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听着他们的低语声，不禁被不安的情绪控制了。

过去的一天，充满了阴郁的疑惑和不吉利的暗示；想起这些，母亲觉得难受。为了推开这些阴郁的印象，她就想起巴威尔。她希望他能够自由，同时这又使她觉得恐怖。她觉得她周围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尖锐化起来，都有发生剧烈冲突的危险。人们沉默的忍耐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紧张的等待，激怒也显著地增强起来了，言语激昂起来，到处都感到一种令人兴奋的气氛……

每一次散发的传单都在市场上、小铺子里、仆人和手艺匠中间引起热烈的争论。城里每一次抓了人这宾，大家谈论起逮捕的原因的时候，总是引起惴惴不安的、疑惑的、有时是不自觉地同情的反响。从前使她害怕的那些字眼：像暴动、社会主义者、政治等等，现在听到它们从普通人口中说出来的时候愈来愈多了。

这些字眼，有人用嘲弄的口吻说着，可是在嘲弄的背后流露出掩藏不住的探究的心意；有人怀着恶意说着，可是在恶意之中听出了恐怖；有人沉思地说着，带着希望和害怕。这种激动像波纹似的慢慢地、然而圈子很大地在那停滞了的黑暗生活上面散播开来。昏昏欲睡的思想渐渐醒来，对于正常生活的那种惯常的平静的看法动摇了。

这一切，母亲看得比别人更明白。因为对于生活的忧郁的面貌，她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现在，当她看到这张脸上的疑虑和愤怒的皱纹时，她觉得既是欢喜又是害怕。欢喜的是，——因为她认为这是她儿子的工作；害怕的是，——因为她知道，如果巴沙真的出了狱，他一定要站在大家的面前，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而且很可能牺牲……

有时候，儿子的形象在她眼里，长得像童话里的英雄那样大；他把她所听到的一切诚实的、大胆的话，她所喜欢的所有的人们的优秀品质，她所知道的一切光明勇敢的高尚行为，都集合到他身上去。每当这时，她感到又是感动、又是骄傲，心里充满说不出的欢喜，她满着着无限的喜悦望着儿子的影象，心里充盈着真诚的希望，默默地想：

“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她的爱——母爱——燃烧起来，压住了她的心，几乎让她感到了隐隐的疼痛。后来，这种母性妨碍了人性的成长，而且把人性烧光了，在这种伟大的感情的原来的地位上产生了不安与怕惑，在它的灰白色的灰烬里，有一种忧愁的思绪在胆怯地颤动着：

“他会死的……会没命的！……”

14

正午时分。

母亲在监狱事务室里和巴威尔面对面地坐着。

透过迷朦的泪水，她仔细端详着儿子那长了胡子的脸庞，找机会将那紧紧捏在手中的字条交给他。

“我身体很好，大家也都很好！”他低声说。“你近来怎样？”

“我还好！叶戈尔伊凡诺维奇死了！”母亲机械地回答。

“真的？”巴威尔惊叫了一声，然后悄悄地低下了头。

“出丧的时候，警察们闯来打架了，还抓去了一个人！”她直截了当地说明着事实。

副监狱长咂了一声他那薄嘴唇，忽的一下跳起来，含糊不清地命令道：

“这是不准讲的，你是应该知道的！不准谈政治！……”

母亲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抱歉地说：

“我不是在讲政治，我是在讲打架的事！他们打架了，那是事实。有一个人的头都打开了……”

“反正都一样！我请您住嘴！就是说，凡是跟你个人——

跟你的家庭和家里没有关系的事情，都不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