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圣俸将近同等，其间没有一个很大的圣俸，圣俸这样的拉平状况，虽或有时不免操之太过，但对教会本身，却有若干极良好的结果。一个小有产者想保持威严，唯一的方法就是具有很可为人模范的德行。要是浮薄虚华，品行乖戾，势必惹人嘲笑，而且会使他趋于毁灭，与一般浮浪者无异。因此，他们这种人在自己行为上，就不得不遵循普通人所最尊敬的道德体系。他博得普通人的尊敬和好感的生活方式，就是他自己的利益和地位指引他去遵循的生活方式。一个人的情况，如多少同我们自己情况接近，而且在我们看来，应该优于我们，那我们对于这个人，就自然而然会发生亲切的感情。所以，普通人对这种牧师就同我们对上述人那样亲切，而牧师也变得很小心教导他们，很关心帮助并救济他们。对于对他这样亲切的人，他甚至不会看不起他们的私心偏见，他决不会象富裕教会的傲慢牧师那样，动辄以轻侮骄蹇的态度对待他们。因此，就对于普通人民思想的支配力说，恐怕长老教会的牧师，要胜过其他任何国教教会的牧师。由于这个缘故，普通人民不加迫害，即全部改信国教教会这事实，只有在实行长老教会制的国家，才能见到。

一国教会大部分的圣俸，如很普通，那末，大学教职所得的报酬，就一般要比教会有俸圣职的报酬优厚。在这场合，大学的教授人员，便会由全国所有牧师中抽取选拔，因为在任何国家，牧师是有最多数学者的阶级。反之，一个教会大部分的圣俸，如很是可观，那教会自然会把大学中大部分知名的学者吸引过去；这些学者一般不难找到有权推荐他们的人，因为这些人常以推荐他们为荣耀。在前一种情况下，全国知名的学者，将丛集于各大学；在后一种情形下，留在各大学的知名学者将限于少数，而就中最年轻的教师，早在他们获有充分的教授经验与学识以前，说不定也已被教会网罗去了。据伏尔泰的观察；耶稣教徒波雷，原不算学者中怎样了不得的人物，但在法国各大学的教授中，还只有他的著作值得一读。在产生这么多的知名学者的国家，竟然其中没有一个充当大学教授的，看起来，一定该有几分奇怪吧。有名的加桑迪，在他青年时代，原是艾克斯大学教授。后来正当他天才发泄的黎明期，有人劝他进教会去，说那里容易得到比较安静、比较愉快的生活，并且容易得到比较适合于研究的环境。他听信了，立即舍去大学教职，而投身到教会中去。我相信，伏尔泰的观察，不但可适用于法国，对一切其他罗马天主教国家也可适用。除了教会不大属意的法律和医学这两方面的人材外，你要想在这些国家的大学教授中，找出知名学者，那就真是凤毛微角了。罗马教会之外，在一切基督教国家中，英格兰教会要算最富裕，最有捐赠财产的了。因此，英格兰各大学的一切最优良最有能力的学者，就不断被这教会吸引过去了。其结果，想在那里找到一个学问驰名于欧洲的老教师，其难得几乎与在任何罗马天主教国家不相上下。反之，在日内瓦，在瑞士新教各州，在德意志新教各邦，在荷兰，在瑞士，在瑞典，在丹麦，它们培植出来的最著名的学者，虽非全部，但至少有最大一部分，是在充当大学教授。在这些国家，教会中一切最有名的学者，不断被大学吸引过去。

在古代希腊罗马，除了诗人、少数雄辩家及历史家外，其余最大部分知名的学者，大概都是充当哲学或修辞学的公私教师，这件事也许值得我们注意一下。从里西阿斯、伊索克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土多德时代，降至普鲁塔克、埃皮蒂塔斯、斯韦托尼阿及昆蒂里恩时代，这个说法都可适用。把某一特定部门的学科，逐年专责成某一个人教授，那实是使他对于那门学科专精深造的最有效方法。因为，他今年教那一门，明年后年还得教那一门，如果他不是什么都做不成的人，在数年之内，他一定能通达那一门学问的各部分；并且，如果他在今年对于某点的见解，还欠斟酌，到明年讲到这同一个主题时，他多半会加以改正。科学的教师，确是真正想成为学者的人的自然职业，而同时这职业又是使他受到充实学问的最适当的教育。一国教会的圣俸，如仅是普通，则学者大部分，自然会从事这最有用于国家最有用于社会的教学职业，同时并可由此获得他所能接受的最良好的教育。这一来，他们的学问，便会成为最充实、最有用的了。

应该指出，各国国教教会的收入，其中除特定土地或庄园收入外，虽然也是国家一般收入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没用在国防上，而转用到与国防非常相异的目的上了。例如，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是一种真正的土地税；教会如不把它收去，土地所有者对国防所能提供的贡献，是要大得多的。国家紧急支出的资源，有些人说是专靠土地地租，有些人说是主要依靠土地地租。教会由这资源取去的部分愈多，国家能由这资源分得的部分就愈少，这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一切其他情形都一样，教会愈富有，君主和人民就必然愈贫乏，而国家防御外侮的能力也就愈要薄弱，这很可说是一个一定不变的原则。在若干新教国家，特别是在一切瑞士新教州中，往时属于罗马天主教教会的收入，即什一税和教会所有地的收入这两者，已被发现为这么大的资源，不但足够提供国教牧师们适当的薪俸，而且只要略加补充，甚或不需要补充，并足够开销国家其他一切费用。尤其是强大的伯尔尼州政府，它把以前供给宗教的资金节贮起来，约有数百万镑的一大金额，其中一部分存贮国库，另一部分投资于欧洲各债务国的公债生息，主要是法兰西及大不列颠国家公债。伯尔尼或瑞士其他新教州各教会，费国家多少费用，我不敢冒以为知。根据一非常正确的计算，1755年苏格兰教会牧师们的全收入，包括教会所有地及他们住宅的房租，合理估计起来，不过六万八千五百十四镑一先令五又十二分之一便士。这样极平常的收入，每年要供给九百四十四名牧师的相当生活的资料，再加上教堂及牧师住宅不时修耷或建筑的支出，总会计算，每年亦不会超过八万镑乃至八万五千镑。苏格兰教会基金过于贫乏，那是不待言的。可是，就维持大多数人民信仰的统一，皈依的热忱，乃至秩序、规则及严肃的道德精神说，没有一个基督教国的最富裕教会，能够超过苏格兰的教会。凡被认为国教教会所能产生的一切良好结果．属于社会方面的也好，属于宗教方面的也好，其他教会能产出的，苏格兰教会也同样能产出。而比苏格兰教会并不见得更富裕的瑞士新教教会，还能在更大程度上产出这些结果。在瑞士大部分的新教州中，差不多找不出一个人，公言他不是新教教会的信徒。的确，如有人晕言他是其他教会的信徒，法律就会强迫他离开州境。但是，要不是牧师们勤勉，预先诱导人民全体——或许有少数例外——改信国教，象这样严峻或者宁说是压迫的法律，是决难在这种自由国家实行的。因此，在瑞士某地方，因为新教国与罗马天主教国偶然的结合，改宗者不象其他地方那么普遍，这两种宗教，就不但同为法律所默认，而且同被认为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