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基本诏书及上述协定成立以来，法国一般牧师对于教皇命令的尊敬，就不及其他天主教国家了。每当君主与教皇有所争议，他们几乎常是站在君主一边。这样看来，法国牧师们对于罗马教皇的独立，主要就是由于这基本诏书和协定了。在比较前些时代，法国牧师们极忠心于教皇，与他国牧师们原非两样。当克培王室第二君主罗伯特被教皇逐出教会时，教皇的处置虽极不正当，但法王的从臣，据说就把法工食桌上的食物投掷于狗。他们拒绝吃罪王所触秽了的一切东西。不难推测，法王左右居然这样做，必是由当时国内牧师的指使。

对于教会重要圣职任命权的要求（为了拥护这种要求，教皇宫廷常使基督教国家若干最有力君主的王位发生动摇，甚至于倾覆），就是这样在欧洲各国，甚至在宗教改革以前，被抑制了，被变更了，或者完全放弃了。随着牧师们对人民的势力的减少，国家对牧师们的势力日益加大。因此，牧师们搅扰国家治安的势力和意向，就大非昔比了。

引起宗教改革的争论开始在德国发生的时候，罗马教会权威就是处于这种倾顿状态。该争论不旋趣间就传播到欧洲各地。新教义到处大受欢迎。传播这新教义者，以一般人攻击既定权威时所常具的那样热烈奋发精神，从事宣传。就其他方面说，新教教师，也许不比许多拥护旧教的牧师们更有学识，但大体上，他们对于宗教的掌故似乎比较熟悉，也比较知道旧教权威所由树立的思想体系的起源与沿革，所以在一切论争上，他们总占优势。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普通人民把他们循规蹈矩的行动，和自己大多数牧师们的浪漫生活对照起来，就分外觉得他们可敬了。加之，博取名望及吸收信徒的种种技术，这股新教教师，都比其反对者高明得多，反对者为教会的骄子，自视不凡，他们现这些为无所用的技术，早把其抛在脑后。新教义的理论，使某些人欢喜它；新教义的新奇，使很多人欢喜它；新教对旧教牧师们的憎恶和轻侮，使更多的人欢喜它。不过，使最大多数人民欢喜它的，还是宣传新教义者到处谆谆教诲这教义的雄辩，那有时虽不免流于粗野下流，然而是热诚的、热情的、狂热的雄辩。

新教义的成功，几乎到处都是极大的。当时与罗马教皇宫廷发生龃龉的君主，一凭着这教义，就不难把自己领域内的教会颠覆下来；教会是失了下级人民的尊敬和崇拜的，大抵都不能有所反抗。德意志北部有若干小君主，因一向受罗马教皇宫廷轻视，曾有些对不起他们的地方，因此，他们就在自己领土内进行宗教改革。克雷蒂恩二世及阿普索大主教特诺尔的暴虐无道，使卡斯塔瓦斯瓦萨能够把他们逐出瑞典；教皇要袒护这暴君及主教，所以卡斯塔瓦斯瓦萨在瑞典进行宗教改革，并未发现什么困难。往后，雷蒂恩二世又在丹麦被废，因其行为不改，也象在瑞典时招人厌根。但教皇还是袒护他；于是继登王位的霍斯泰恩的徘勒德烈为报复教皇，仿卡斯塔瓦斯瓦萨的前例实行宗教改革。柏恩与久里克政府，原是和教皇无特别争执的，但因少数牧师一时的越轨行为，以致这两地方人民憎恶轻视其全阶级；在这种事故发生不久，宗教改革就极容易在这两个地方完成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状态下，教皇宫廷不得不苦心孤诣地求好于法兰西及西班牙的有力君主。后者在当时为德国的皇帝。仗着他们的援助，教皇宫廷才得在很大困难与很大流血惨剧之下，把他们领土内的宗教改革运动全然镇压住，或者大大地阻止了。对于英格兰国王，教皇宫廷也分明是有意拉拢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因为怕得罪了更有力的西班牙国王兼德国皇帝查理五世，这友好终未结成。英王亨利八世原不尽信革新的教义，但因这教义已在国内一般流行了，所以他就乐得顺水推舟，镇压领土内一切寺院，消除一切罗马教会权威。他虽做到这里就停止，没有更进一步，但那些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却已有几分满意了。往后英王嗣子继位，政权却操在这般宗教改革论者之手，亨利八世未竟之功，就由他们毫不费力地完成了。

有的国家，其政府是薄弱的，不得民心的，且未十分稳固的。象苏格兰就是如此。那里的宗教改革运动，不但有力推翻罗马教会，并且同样有力推翻那企图支持罗马教会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