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空想愿意变成事实时，那时一声召唤，便立即进行战争，但这不是老百姓的作风，这些民族不是时刻都有着英雄和烈士气质的。

他们讲究实际。他们一开始就对起义有反感，第一，因为起义的结果经常是一场灾难；第二，因为起义的出发点经常是抽象的。

因为，尽忠者总是，并且也仅为理想而献身，这一点很高尚。起义是狂热的表现。狂热的头脑可以发怒，因而拿起了武器。但任何针对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都对得更深远。譬^[pì]如，我们要强调一下，一八三二年的起义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激进青年所攻击的，并不完全是路易－菲力浦。大多数人，在坦率交谈时能公正地对待这个介乎君主制和革命之间的君王的优点，没有人憎恨他。在路易－菲力浦身上他们所攻击的是世袭神权王位的旁支，正如他们在查理十世身上攻击的是嫡系。我们已经解释过，他们推翻法国王朝，主要是想在全世界推翻人对人的篡夺和特权对人权的篡夺。巴黎如果没有君王，其结果就是世上将没有暴君。他们是如此推论的，他们的目标肯定很遥远，可能很模糊，他们在困难面前退却，但他们是伟大的。

情况就是这样。人们为这些幻影献身；对献身者来说，这些幻影几乎总是些梦想，总之，是些混淆了人类坚定信念的梦想。起义者把起义镀上了金又把它诗意化了。人们一头扎进这一悲惨事件中去，并被即将从事的事业所陶醉。谁知道呀！也许会成功。他们人数少，要和整整一支军队对抗，但他们为了保卫人权和自然法，保卫每个人不可放弃的主权，保卫正义、真理，必要时他们可以象那三百个斯巴达人一样死去。他们想到的不是堂吉诃德，而是莱翁尼达斯，他们勇往直前，既已投入战斗，就不后退，低着头往前冲，希望获得空前的胜利，更为完善的革命，恢复了自由的进步，希望人类更加伟大，世界得到拯救，最坏也无非是塞莫皮莱罢了。

这些为了进步的交锋常常遭到失败，我们刚才已说明了原因。群众不愿受勇士的驱使。这些呆滞的人民大众，他们所以脆弱是因为他们迟钝，他们害怕冒险的行动，而理想是具有冒险性的。

此外，我们不能忘记，这儿有一个利益问题，与理想和感情不大相容，有时胃会使心麻痹。

法国的伟大和美丽就在于它不象其他民族那样肚子凸起，它能较灵便地把绳子系在腰上，它最早觉醒，最后入睡。它前进，它探索。

这正是因为它是艺术家。

理想无非就是逻辑的最高峰，同样美就是真的顶端。艺术的民族同时也是彻底的民族。爱美就是要求光明。因此欧洲的火炬，即文明的火炬，首先由希腊举起，再传到意大利，再传到法国。神圣的民族先锋队！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①。

奇妙的是，一个民族的诗意是它进步的原素。文化的分量是由想象力的分量来测定的。但一个传播文化的民族应该是刚强的。象科林斯②，对了！象西巴利斯③，不行。谁爱懦弱，谁就要衰退。不要当业余爱好者，也别当有名的演奏家，要做艺术家。至于文化，不应将其提炼精制，而应使其纯化。在这一条件下，我们就能赐予人类理想的模范。

①他们在传递生命之灯，原文为拉丁文Vitailampadatradrnt。

②科林斯（Corinthe），古希腊城市，此处指其刚强，曾与雅典、斯巴达抗衡。

③西巴利斯（Sybaris），古意大利城市，居民以柔弱著称。

现代的理想以艺术为典型，以科学为手段。照科学办，我们就能实现诗人的宏伟幻想——社会的美。我们将用A＋B重建乐园。文化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精确成了壮丽不可少的成分，科学手段不仅帮助而且充实了艺术的情感。梦想必须谋划。本是征服者的艺术，应以科学为支点，这是它的原动力。坐骑的坚固与否是很重要的，现代的智慧，就是以印度天才为运载工具的希腊天才，是亚历山大骑在大象身上。

被教条僵化或被利欲腐蚀的民族不适宜领导文化。膜拜偶像或金钱会使支配行走的肌肉萎缩，使向上的意志衰退。沉浸在宗教的传统中或商业买卖中就会使民族逊色，降低其水平，同时也缩小了它的视野，使它失去了那为世界目标奋斗的既属人又属神的智慧，这智慧本可使这民族成为传道者。巴比伦没有理想，迦太基也没有。雅典和罗马才具有，并在经历了多少世纪的黑暗后仍保持着文化的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