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凝固在那了。我们试图看清雪崩的痕迹,绝望中还存着那么一丝希望,希望雪崩是在我们身后远远的冰川上。但是雪崩就在我们上方,横跨过我们头顶四分之一英里处的冰峡,速度越来越快,直向我们扑来。咆哮声震耳欲聋。
“快跑。”加里大吼。
我们飞奔着往下冲,根本顾不得正前方有没有冰裂,只是一个劲拼命向下冲,以超乎寻常的速度,比时速六十英里滚滚而来的冰雪巨石跑得还要快。
我突然想起我们四人还被最后一根蛛丝绳连在一起,每人相距六十步,绳索都系在索具上。对加里、保罗和我来说没有什么差别,因为我们三人都在竭尽全力朝着同一方向,以同样的速度逃窜。那天我才真正见识了螳螂的全速奔跑——六条腿全用上了,手也可以当脚用——我这才知道,卡如果以最高速度奔跑,速度可以比我们快四倍。也许他可以在这场与雪崩的战斗中获胜,因为雪崩掀起的巨浪只有南面擦到了我们。也许他能逃出去。
他连试都没试。他并没有砍断绳索。他和我们一起奔跑着。
雪崩的南边与我们擦身而过,把我们凌空抛起,又使劲把我们拽下来,坚韧的蛛丝绳都弄断了,然后又把我们抛起,又埋没了我们。最后我们被卷到冰川底的冰裂缝里。我们几个被永远地分开了。
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三个月后,我坐在国务卿的接待室里。我可以慢慢回想这一切了。
过去几个月里,我们所有的人——星球上的每一个人,包括虫族——的心里总是被那段时日的回忆填得满满的,世界之歌开始了,并且越来越繁复美丽。说来奇怪,世界之歌根本没有扰乱人们的心思。我们照样工作说话吃饭看高清晰度电视做爱睡觉,但是世界之歌一直萦绕在大家周围,不论你想听与否。
真难以相信,在此之前,我们从未听过这支歌。
人们不再叫他们虫子或螳螂或聆听者。每一个人,每一种语言,都称他们为歌的使者。
同时,歌的使者不断提醒我们,他们并没有为我们带来世界之歌,只是教我们学会倾听而已。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幸存下来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幸存下来的会是我,他们却没有。
理论上讲,人可以沿着雪崩表面畅游,但实际上没人有一丝机会。风雪和岩石,像一面宽阔的墙壁,冲击着我们,推倒了我们,把他们三个都带走了,只把我吐出来。为什么会这样,没人知道,恐怕知道原因的只有乔戈里峰,甚至连它可能都不知道。
在离我们开始逃避雪崩处四分之三英里的地方,他们找到了赤裸着、遍体鳞伤的我,没有找到加里、保罗和卡纳卡拉德斯。
急救CMG三分钟就到达了现场——那些CMG大概时刻准备着处理这些意外——二十个小时的深层声波搜寻只是徒劳。为了找回我的朋友们的尸体,士兵和官僚们正准备用激光切割到冰川下方的三分之一处,没想到会有人——而且竟然是发言人艾德——卡纳卡拉德斯的父亲——出面阻止。
“让他们就在原地安息吧。”他命令一旁不停忙碌的联合国官僚和紧皱着眉头的陆战队上校们,“既然他们一块死在你们的世界,就应该让他们一块留在这个世界的怀抱里。他们的歌声现在已经联在了一起。”
世界之歌响起了——至少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见——大约一周后。
国务卿的一个男助手走出来,不住道歉,说总统正和国务卿谈话,我不得不稍等片刻。随后把我领进国务卿的办公室,助手和我就站在那里等待着。
我见过比这办公室小的足球场。
一分钟后,国务卿从另一扇门走进来,把我带到长沙发椅上,而不是她巨大的办公桌附近极端不舒适的椅子上,我们俩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
她坐在我对面,在确信我不要咖啡或别的饮料后,她点头示意助手走开。她对我亲爱的朋友的死亡表示了同情(她参加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总统还发表了讲话)。然后又和我聊了会儿别的,我们聊到世界之歌与生活的联系,很惊异世界之歌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如此不可思议的美好。接着她关切地询问了我的身体状况(完全康复了),心理状态(一度震惊但正在好转),政府慷慨地给我的津贴(已经投资了)以及我未来的计划。
“这正是我请求见你的原因。”我说,“你曾经答应过让我们攀登奥林匹斯火山。”
她瞪着我。
“在火星上。”我补充了一句多余的话。
国务卿点点头,在坐椅上向后一靠,假装从海军蓝衬衫拂掉一丝棉绒:“啊,是啊。”她的声音依旧悦耳,但变得很生硬,让我想起我们第一次在世界之巅见面时她那强硬的语气,“歌的使者已证实他们会实现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