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的。”律师从头到尾都这么对我说。等到我被判拒捕、杀人及窃盗罪时，他又表示愤怒不堪——我到底有没有犯窃盗罪，真是最大的疑问。我根本没有犯这两项罪——至少在这个案子中——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相信我。

那个律师的态度，就像被判刑的是他，而不是我。他说这真是枉顾正义，简直就像十八世纪时把孩童吊死一样残酷。

其实，这也未免夸大其词了，没有人被吊死，案子也不牵连到任何孩童。那个警员死了，我确实与本案有关。也许我推了他一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真的无意伤害他，只是一时吓坏了。

无论如何，他的确死了。至于窃盗方面，我固然未曾偷那个盒子，但是偷过其他东西却不只一次。

后来，奇迹竟然发生了。这辈子，我一直梦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能够舒舒服服地待在里面。这时候，居然美梦成真了。

房间并不大，但是我所需要的东西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冷、热水两用的洗手台。墙壁刚油漆过不久，他们还让我自己挑选椅子——有印花棉布套子的安乐椅，或是现代化的丹麦摇椅——以及床单颜色。窗外是一片美丽的草地，四周种满灌木。舍监说我可以自己到暖房选几棵盆栽，放到房里。次日，我选了一盆白色的大岩桐和几盆赤褐色的菊花。

对于窗口的栏杆，我毫不介意。如今，不是有很多高级大厦也装了防盗窗吗？

至于饮食方面——我真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的美味！

其他狱友都非常友善，大多数都曾经度过多彩多姿的生活。

有些女士偶尔会用只有在墙上或公车椅背上才看得到的字眼，但是一旦受到责骂，她们也会道歉。有时候，有些人会彼此生气，免不了拉拉扯扯或揪对方的头发，但是从来不会太过严重。有一个合唱团——我不会唱歌，但是很喜欢音乐——每周二早上会在教堂演唱，星期三晚上则是电影之夜，免费入场，而且爱坐什么位置就坐什么位置。

每个人都有一份特别的工作，我负责医院事务。医生和护士都对我赞美有加，医生说我应该担任专职护理，因为我给病人带来信心，帮助他们提早康复，我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不过我确实有多年照顾病人的经验，也乐于帮助身体有病痛的人。

我心里好快乐，有时夜里几乎无法入睡，于是起床开灯，欣赏家具和墙壁。我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地方给我住。我会回想当天的晚餐——第二次到沙拉吧台去拿芦笋柠檬沙拉的愉快心情——并且忍不住和过去溜到超市偷吃过熟的水果或生菜果腹的情景做个比较。

有一天，律师又来了，蹦蹦跳跳地告诉我，我的上诉得到支持（反正不论是什么名词），我已经重获自由，随时都可以离开。

他叫舍监稍后再把我的随身用品送来，然后拉着我到电视摄影机及报社记者们等待的地方。

录影机一开始运转，摄影记者一瞄准焦点，律师就用力在我脸上吻一下，还给我戴了一朵花。他发表了一段演说，说明某次重大的审判不公，在他的大力奔走下，使正义获得伸张。他努力找出证人，证明柯太太确实把盒子送给我——她曾经告诉过园丁及清洁妇，他们怕惹上麻烦，本来不想作证，但是他说服他们基于公理和人道，勇敢地出来作证。

律师也查过死去警员的个人记录，发现心理医生诊断他“精神方面不适合担任警员”，并且警告过警长，如果不解除他的职务，他本人或者相关的人必定会发生不幸。

律师对着镜头说话时，一直牢牢抓着我，仿佛我是三岁小孩，随时可能跑走。我就乖乖站在那儿，盯着记者们。等他说完之后，记者都恭维他，说他像他爷爷和伯伯一样，一定会当上州长，而且年纪比他们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