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辈子，我一直盼望能有个好地方做容身之处。我不奢求任何富丽堂皇的享受，只要有个小房间、新漆过的墙壁、两三样简单的家具、阳光照得到的窗户，外加几盆会生长的盆栽，我的梦想就满足了。不是我自吹自擂，我长得相当出色，如果有美丽的服饰锦上添花，一定会更娇艳动人，但是我并不渴望得到爱情、金钱或华服。

十五岁时，我开始尝到人生的苦果。当时妈妈病重，处理家务、照顾爸爸以及两个哥哥——当然还有妈妈——的责任，理所当然都落在我的肩上。不久，爸爸失去了农场，我们举家搬到镇上。由于经济不景气，我们住在铁轨附近的小屋子，虽然一下雨就到处漏水，有时把所有的锅子、盘子、盆子都拿来接水仍然不够，但是比起那些露宿街头的人还是好多了。

生病的是妈妈，但是爸爸却先一步撒手人寰——住在镇上实在不适合他。那时，两个哥哥都成家了，妈妈和我就住到后面的房间，面对一条又脏又小的巷子。哥哥偶尔来探望我们，不论老婆怎么唠叨，他们总会给我和妈妈最起码的生活费。

我尽力让妈妈过得舒适，满足她的需求，因为我真心真意地爱她，不过，基于另外一个理由，我也非得努力让她长寿不可——只要她活着，我就不愁没有栖身之处。万一妈妈过世，我真不知该如何自处。我没有高中文凭，也没有出外工作的经验，一旦妈妈与世长辞，两个嫂嫂绝对不会收留我，也不会让哥哥养活我。

终于有一天，妈妈带着感谢的笑容，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不用说，两位嫂嫂洛琳和黛玛坚决反对我再和她们住在一起，我从此形单影孤，那种担心不知何处可以容身的感觉，也就一辈子盘旋在我心头。

魏先生——一个比我年长二十四岁的鳏夫——向我求婚时，我郑重其事地念了结婚誓词，决心好好珍惜他。但是我们住的那栋房子真是叫人伤透了脑筋，墙壁比用煤涂过还要肮脏，为了能让厨房水管畅通，我必须经常踢水槽下的水管，因此左脚老是疼痛不堪。

后来，魏先生病了，不得不关闭独自经营的修理皮鞋店。他有一笔为数不多的存款和几张二十五元的政府公债券，还买了一些残障保险。

我尽心尽力地让他舒服、快乐，虽然我一个人洗涤衣物很辛苦，但是每三天一定会给他换干净的床单和睡衣。我想，就是由于我坚定的意志力，所以魏先生住的那间黑黝黝的房间竟然绽放了一朵秋海棠。我甚至通告他的两个女儿，告诉她们应该给老爸寄问候卡，她们也真的寄过一、两回。偶尔有一点点多余的钱，我会买些卡片，伪造没人认得出的签名，寄给魏先生，让他以为是老顾客念念不忘，向他问安。

可想而知，魏先生一死，他的女儿立刻把他仅有的一点财物瓜分得一干二净。我并没有向她们出口抱怨——我向来不喜欢与人性作对。

魏先生死后，我尝尽了人间的凄苦，最痛苦的就是找不到栖身之处——填饱肚子通常不成问题，垃圾都收走了，我也可以到超级市场，趁着假装挑选水果，把一些熟过了头，早该丢掉，或者还不够熟，根本不该拿出来贩售的水果塞到口中。我吃得不多，只要肚子不饿就行了，因此，果腹从来不成问题。

惟一能找到的看护工作，除了勉强能让我支付食宿之外，从来没有任何余额。虽然我会看护病人，但是我并非有照护士，所以请我工作的人就借机剥削，说我不该奢求太多酬劳。他们只是找个人陪陪老人家，我不需要负任何实际责任，因此他们供给我食宿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这些安排都是权宜之计，大多数时候，我连放随身衣物的地方都没有，有时候，我睡在病房外的简便卧床，有时睡在病房里拼凑起来的铺位。

我关爱每一位病患，就像当初关爱妈妈和魏先生一样。我不希望他们离开人世，并且尽可能让他们知道我关心他们的身体——一切是为了他们，一则也是为了我自己。只要他们健在，我就不需要另觅栖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