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了一场因为鸦片贸易而引起的战争，史书上称它为“鸦片战争”。

中国古代，是把鸦片作为药物使用的，用量十分微小。到17 世纪初，台湾有人开始把鸦片和烟草混合起来作镇痛药使用，由于长期服用这种镇痛药，有的人就成了瘾，再也离不开鸦片了。后来，这种镇痛药也传到了东南沿海一带，不过，总的来说，当时服食鸦片的人是非常少的。

鸦片在中国大肆泛滥，完全是因为英国有意识地向中国倾销鸦片。英国这样做，是为了用鸦片来换取中国的白银、茶叶和其它商品。

世人皆知，茶叶本是中国的特产。16 世纪初，西方的海员和传教士把茶传到欧洲，最初是在药店当作贵重药品出售的；然而饮茶习惯却很快普及开来，特别是在英国，到19 世纪初，饮茶已成为英国人普遍的习惯，茶的需要量急剧上升。

可是，当时英国人却没有合适的商品同中国交换茶叶。虽然英国的羊毛织品可以大量出口，但中国人却不习惯穿这种衣服：至于钟表和望远镜之类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只有皇帝、官僚和大富翁才会使用，所以需要量也不大。因此，英国不得不用大量的白银来购买中国的茶叶。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的财富不断增加，而英国财富却减少了。

中国的清政府对此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他们一向认为，中国物产丰富，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洋人的；不过为了照顾洋人，才赏一点东西给他们。

然而，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英国，却对这种资金大量外流感到了威胁。他们要想办法把流入中国的白银再挖回去！

英国人找到的是一种毒品——鸦片。

特别是到了18 世纪后期，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鸦片后，向中国输出的鸦片，开始成百倍地增长，从乾隆年问的每年二百箱，发展到嘉庆年间的三四千箱。道光五年（1825 年），已达到九千多箱，道光九年（1829 年）达一万四千多箱，道光十三年（1833 年）超过二万箱，道光十八年（1838 年）高达二万八千多箱！如果再加上其它西方国家倾销的鸦片，总数大约在四万箱以上！

当时，鸦片一般都装在一种像垒球大小的球体中，球体的外壳是用下等鸦片汁熬成的，一种像硬橡胶样的物质。每个球体重3 斤，一箱装40 个鸦片球，即120 斤，售价是七八百银元。这样，道光十八年，中国为购买鸦片付出的银元，高达二千万元以上。那时，中国最大量的出口商品是茶叶，每年出口茶叶收入约二千万元；进口商品主要是棉花，每年进口棉花支出约一千万元。如果再支付二千万元的鸦片款，则中国每年的银元外流就高达一千万元以上！

更为严重的是，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一吸上鸦片，就难以戒除：吸食的结果是麻痹人的神经，使人的体质越来越弱。据估计，当时四亿中国人中，吸鸦片烟的至少有百分之一；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更高于这个比例！发展下去，中国将会变成一个鸦片烟鬼的国家，再没有人种田、做工、打仗..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绝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有识之士，纷纷反对英国对中国倾销鸦片的罪恶行径。许多人向皇帝上书，要求禁止鸦片贸易，严禁鸦片进口和白银外流，对国内贩卖鸦片的人处以死刑，对吸鸦片的人处以流放的惩罚。

中国政府对于鸦片，一直是严格禁止的。清朝的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多次发布过严惩鸦片交易和吸食鸦片的命令。然而，好像是对这些禁令的嘲弄，鸦片涌入中国的数量却有增无减！这其中的奥秘，在于鸦片并不通过正常渠道买卖，完全是一种走私活动；而腐败的清朝地方官员、缉私人员，在收受贿赂后，对这种走私活动居然给予保护！

当时，中国政府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只允许在广州一个城市，同外国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在广州城西约200 米的西关一带，修建了一个外国人居住区，这里有十二座西洋式建筑物，中国人称为“夷馆”，实际上是各国的商行。其中最大的商行是英国的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洋行。除了美国的一家商行外，所有的商行都从事鸦片走私活动。它们不敢公开地把鸦片弄到店堂里卖，因为那样随时可能被查获没收，商人也会遭到驱逐。西方商人想出的办法，是建造一种“趸船”，作为海上仓库，专门存放鸦片。这种怪模怪样的船长年停泊在香港和虎门之间的伶仃岛附近。在洋行里买卖的则是提货单。买下提货单的走私商人，必须自己到“趸船”上去提货。为了不让清政府的巡逻船抓住，他们专门雇佣一种“快鞋船”，这种船挂着三张帆，左右有50 支划桨，船员有100 人，船侧张着铁丝网，用来防御炮火。这种船速度非常快，据说“来往如飞”。不过，真正让巡逻船追不上“快鞋船”的，还是走私商人的贿赂，他们同缉私官员约定，提交走私鸦片的百分之二给缉私官员。这些官员把一半揣入自己腰包，另一半上缴作为自己缉私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