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除了爱和善，她没有什么留给这世界的；她独自承受着辛酸凄楚去独行。

"你再想想，"他恳求道，"哪怕想起一句。"

"她对她的一生毫无遗憾，她满足了，一无所求了。"我觉得这才是好友的境界。

"谢谢。"他含混地嘀咕道，"我明白。"

隔了半个月，有关火灾的定论下来，属意外事故，免于瓦西里任何刑事处分。就在那个夜里，瓦西里神奇地失踪了；木刻楞没锁，一切物品都按倪娜生前的摆设，甚至那只老得五音不全的旧口琴，唯有那杆猎枪不见了。

瓦西里去向不明。在以后的几年中他的行踪一直成为整个连队的神话；有人说他跟随山岭上人去了鄂伦春人的村集，并且娶了当地的女人；有人说他去内蒙当了牧民，至今仍是个鳏夫。但我总觉得瓦西里随时会挎着猎枪英气勃勃地出现在木刻楞背后的矮树林中，他身材剽悍，两眼快乐又滑稽，喜欢嘬起嘴唇打委婉的唿哨。

瓦西里一直未露面。但每年早春时节，总有人在一夜之间给那两穴墓坟培上高高的新土，那几乎成了个神秘的默契。每年这前后，总有人穿梭着去那儿，看看那高高隆起带着野草叶的黑土，便感慨地说一句：他还没忘掉她。

瓦西里失去的妻子，是一切女人中最优秀的一个。即使有朝一日回来，他也早已是另外一个人了。

我觉得有必要提及那个豹头环眼的大拿大夫，他面孔红堂堂，声若洪钟，其表如慷慨大度揭竿而起的草莽英雄，内在却隐晦诡秘。我不知他为何如一个克星，总是闪闪烁烁地出没于我每个倒运的隘口。

据说，那夜山岭上人策马急奔山下，意欲去区医院求救，路过贮木场，突然腹痛难忍，翻下马想找个僻静处，无意瞥见了卫生所的红十字。里面亮着灯，当夜值班的大拿大夫正举杯独酌。老头在门上急擂一阵，大拿三言两语问罢，回答不出外诊，就把老头轰出门外。老头找个地方方便一通，踅回来又是一阵擂门；大拿在里置之不理。老头擂得心火上攻，眼角刺痛，从破皮鞭内抽出利刃，一刀削了插销。见大拿横竖不肯上山，便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将他劫持上马。

然而，倪娜还是死去了。大拿便成了众矢之的。知青们联名告到区里，控诉他贻误时机，见死不救；区里见民愤极大，便要求场部处理。场部将他一撸到底，发配到最边缘的知青连劳动，言明以观后效。

我总觉得类似的惩罚太皮毛，不过是刹一刹人的尊严。倔傲一世的大拿大夫变成个谦卑的烧炉工，却带着大夫的习惯：戴口罩，手套，把柴摞得极规则，站得远远的看那炉口倒喷出青黑瓦蓝的浓烟，悲悯地摇着头，仿佛面对一个濒死的病人。

那种阴错阳差触动着我，仿佛那种屈辱正在漫蔓，成了公众的一个笑柄。有许多次，我帮他架上了火。他面带三分笑：

"你真是个善心人。"

"善良不是橡皮膏，可以到处乱贴的。"我冷冷地回敬他。

"你去学习的那事，真是个误会。"他厚着脸皮说，"天大的误会。哪天咱们聊聊。"

"它对我已毫无价值了。"我说。

他呵了一声，从此再无下文。

三个月后他疏通了各道关节，打道回府。据说他去了一趟倪娜的坟地；但坐在专程接他的小车内，他又恢复了昔日的矜持，面红堂堂，眼风诡秘。

一个人内心的情感究竟有多少层？三个月的烧炉生涯并非能督使他弃恶扬善，至多把恶压到底层。外力的触动菲薄无力，我指望，站在倪娜墓前的那一刹那间，一道线般的微略亮光曾照见了他的良知，那才是不枉三个月的颠沛之苦。

倪娜长眠在那穿梭着野风的墓地，后来，那儿形成一个知青陵园。我想，假如倪娜感知她的死只是对另一个人惩罚的序幕，在九泉之下她会彻夜难眠。一个人已经死去，我觉得，她最高的意义在于触动、震撼她的同类，让他们消除恶意和仇恨，活在一种博爱的境界中。

以后我又多次见过大拿大夫，他仍对我点他的豹头，但笑声干涩，其中已毫无内容，只限于形式。我很中意这个结局，剖析自身，发现对他的宿怨以及一小股作对的力量，已消失在冥冥之中。

那场火灾后，女宿舍就移至食堂内，在装粮的库房里建起半壁江山。大部分行李毁于一炬，林场拨下有限的救济款，合计下来，除三套被褥外，只够买一套生活用品：脸盆、暖瓶、木梳什么的；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三个像一家人那么生活。也许，这也是促进我与吴国斌亲密起来的原因之一。当然，倪娜死后，我心里就有个弥补不上的空缺--孤独的人终究是不完美的，有悖于人的自然天性：就如幼小时左右不离母亲；长大后四处寻觅友情；再后来又会盼望爱人。这体现了人富有情感的脆弱本质，但脆弱得瑰丽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