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格林，亚历山大斯杰潘诺维奇格里涅夫斯基，一九三二年七月在伯克里木市——一个长满老核桃树的小城里去世了。

格林度过了沉重的一生。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仿佛存心想把格林变成一个罪犯或者一个凶恶的庸人。但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个天性忧郁的人却没有受到一点玷污，在痛苦的生活中保持了一种天赋，具有有力的想像、纯洁的感情和腼腆的微笑。

格林的生平是对革命前人与人之间关系结构的无情批判。旧俄罗斯给格林的馈赠是残酷的，它从格林的童年时代起就剥夺了他对现实的热爱。周遭是恐怖的，生活是难以承受的。它活像一出野蛮的刑罚。格林活了下来，但对现实的不信任却留存了一生。他一直尝试着逃离生活，认为活在虚无缥缈的梦中比每天面对“破烂和垃圾”要好得多。

格林开始了写作，并在自己的书中创造了一个快乐和勇敢之人的世界，创造了一片长满芳香树林和遍洒阳光的大地——一片地图上没有的大地，创造了那些像美酒一般使人头晕目眩的美妙故事。

“我总是觉得，”马克西姆高尔基在《我的大学》中写道，“人们之所以喜欢有趣的故事，就是因为这些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记沉重的、但已经习以为常的生活。”

这些话完全适用于格林。

对他来说，俄罗斯的生活就等于无聊的维亚特卡①、肮脏的手工艺学校、小客栈、力不胜任的劳动、监牢和长期的饥饿。但是在灰色天际的尽头，若隐若现着一些由光明、海风和花草组成的国度。在那里居住的人们，被阳光晒得黝黑，那是一群淘金者、猎人、艺术家、从不气馁的流浪汉、无私的妇女，他们快乐而又温柔，像孩子一般，但他们首先——都是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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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维亚特卡，俄国城市。

对于格林来说，如果不相信在某个海岛上存在着一些百花盛开、热热闹闹的处所，那么，生活就过于沉重了，有时甚至是不堪忍受的。

革命来临了。它动摇了压迫格林的很多东西：人与人之间陈旧的、野兽般的关系结构，剥削，背叛——亦即所有那些迫使格林逃离生活、躲避到梦幻和书本之中去的东西。

格林真心地为革命的到来而欣喜，但是召唤人们投身革命生活的崭新前景还不是十分清晰，而格林属于那些永远急不可耐的人群中的一员。

革命并非身着节日盛装，而是像一个风尘仆仆的战士，像一个外科大夫那样到来了。它割除了生活中已堆积了上千年的陈腐习俗。

光明的未来对于格林来说非常遥远，他却想马上触摸到它，刻不容缓。他想在树叶作响、孩童欢笑的未来城市中呼吸清新的空气，想迈进人们未来的家，想和他们一起参加引人入胜的考察，和他们一起过快乐而有意义的生活。

现实不能立刻把这一切给格林。只有想像能使他步入他所盼望的场景，步入非凡事件和非凡人群的世界。

这种持久的、有些孩子气的焦躁，马上看见伟大事件最终结果的愿望，关于一切都还遥远、改造生活是件长期的事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引起了格林的懊丧。

从前他急于否定现实，现在他急于对新社会的创建者提出要求。他没觉察到各种事物的急剧进程，并认为它们的步伐缓慢得让人无法忍受。

假如社会主义制度能像在童话中那样，一夜之间繁荣兴盛，格林将欣喜万分。但是，他却不善于等待，也不想等待。等待使他烦闷，并破坏了他充满诗意的感觉。

可能，我们感到不解的格林与时代之间的那种格格不入，其原因就在这里。

格林逝世于社会主义社会来临的时候，但自己并不知道死于什么时代。他走得太早了。

格林在心灵骤变之初遭遇了死亡。他刚刚开始倾听和凝视现实。如果不是死亡，他也许将作为一个风格最为独特的、善于把现实主义与自由大胆的想像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作家，跨入我们文学的队伍。

格林的父亲，一名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被流放到了维亚特卡，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当会计，他嗜酒如命，后死于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