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叔叔从市医院退休之后，在镇上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我高考落榜，庄户不能，学业不成，心情坏得不行。在家闲得无聊，整日与镇上几个不良少年斗鸡走狗，眼见着就要学坏，父亲心中焦急，便豁出一张老脸，求到叔叔面前，让我到诊所里去，跟他学医。

父亲把我送到诊所那天，叔叔正与婶婶为了一件什么事情拌嘴。地上躺着一个铁皮暖瓶，瓶胆破了，水流遍地，镀了水银的玻璃碎屑在水中闪烁。见到我们进来，婶婶用衣袖擦擦眼泪，抽身进了里屋，房门在她的身后在我们面前响亮地碰上了。我心中感到惶恐，觉得他们的吵架与我前来学徒有关。父亲抓住我的肩头往前推了一把，沉重地咳了几声，说：“他叔，我把小东西送来了……”

叔叔看了我一眼，没有吭声。他绕过地上的水洼，坐在一把落满了灰尘的椅子上，从口袋里摸出一盒劣质香烟，捏出一根，夹在手指间，点上火，抽起来。夹烟的手指呈现出像红烧肉一样的焦黄色，说明他是一个老烟鬼了。在学校时，我们一帮问题少年，故意地用香烟熏手指，就是为了使自己的手指变成焦黄色。

父亲从褡裢里摸出十个咸蛋，放在桌子上，说：“这是你嫂子腌的，你和他婶子尝尝。”

“自家人，何必来这一套？”叔叔不屑地说着，脸上的神色似乎和缓了一些。他捏出一根烟，扔给父亲。父亲慌忙去接，烟卷儿在他的胸前跳跃着，蹦到我的面前，我一伸手就把那支烟卷儿凌空抓住，递给了父亲。叔叔赞赏地看着我，说，“反应挺快嘛！”我本想告诉叔叔我在学校棒球队里练过接球，但话到了嘴边又咽了下去，因为父亲反复叮嘱过我，到了诊所后，一定要少说话，多干活。父亲说，学徒不容易，即便是跟着自己的亲叔叔也不行。叔叔是自家人，多少还有些担待，婶婶是外姓旁人，没有什么血脉上的联系，所以一切要看她的脸色。父亲还反复给我讲了学徒的艰辛——他早年曾经在中药店里拉过药橱，有切身体会——头两年，你压根儿就别想学什么，你要帮师傅倒夜壶，你要帮师娘看孩子，你要打水、扫地、烧火、淘米……所有的粗活累活都是你的。没有日刺猬的心性，你就不要跟人家学徒！父亲粗野地说，何况你这不是一般地学徒，你这是去学医！叔叔又捏出一根烟，熟练地把那个即将燃尽的烟头接上。他直直地盯着地上的破暖瓶，说：“学点什么不好？去当兵嘛！去做生意嘛！干点什么也比干这个强，我摸弄了大半辈子灰肚皮，实在是摸弄够了。”

“还不快把地上的东西打扫了？！”父亲突然对我发起火来，“年轻轻的，眼睛里一点营生都没有！难道还要你叔和你婶婶指使你？”

我抄起扫帚和撮子，把地上的碎玻璃扫了起来。当我出去倒撮子时，听到父亲对叔叔说：“他叔叔，我和你嫂子这辈子就熬了这块东西，从小娇惯坏了。你和他婶子，该说就说，该打就打，自己的亲侄子，打也打得着，骂也骂得着……”

“行了，行了，你回去吧，”叔叔说，“他自己愿意学，就让他在这里混着吧。反正是如果我有儿子，我决不会让他干这行。”

二

叔叔原先是那种号称“万金油”的乡村医生，中医、西医、内科、外科、儿科、妇科，凡是人生的病，找到他，他就敢治，治好治不好当然是另外一码事。改革开放后，叔叔考到省医学院医师进修班学习了两年，回来后进了市医院，穿大褂，带手套，成了给人开膛破肚的外科大夫。叔叔还在乡村里当赤脚医生时，就在炕头上用剃头刀子给人家做过阑尾炎手术，从医学院进修回来后，更是如虎添翼，胆大包天，世上有人不敢生的病，没有他不敢下的刀子。叔叔说过，当医生其实和当土匪一样，三分靠技术，七分靠胆量。有了胆量你才能冷静，冷静了你的脑子里才有空，脑子里有空你才能干活。那些真正的大土匪，看上去像文弱书生；那些真正的大医生，看起来像杀猪的。叔叔艺高人胆大，在市医院里很做了几例成功的大手术。也正因为他的胆子太大，在手术台上搞起了米丘林式的嫁接实验，把几个不该死的人给治死了。于是他就成了毁誉参半的人物，夸他的人说他是神医，骂他的人说他是兽医。他又是一个骄傲透顶的家伙，牛脾气发作，敢拍着桌子骂市长的娘。院里留他不是，不留他也不是，正在为难时，他自己提出要提前退休，院方正好就坡下驴，当然口头上还是挽留他。

叔叔的诊所只有两间房子，规模小得不能再小，但却在门口堂而皇之地挂了一个大牌子，牌子上写着“管氏大医院”五个大字。那字是他自己写的，一个个张牙舞爪，像猛兽一样，看着就让人害怕。仗着他过去的辉煌名声，仗着此地去市里交通不便，仗着市医院宰人不商量，管氏大医院开张以来生意兴隆，大病看，小病也看。叔叔当医生，婶婶这个只上过三年小学的农村妇女——曾经当过兽医——就成了护士兼司药。不久前他们二人联手，给杂货铺掌柜汪九做了胃切除手术。花钱很少，效果很好。叔叔的名声在故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进了叔叔的诊所——不，是医院，管氏大医院——当了一名学徒。严格地说，学医是不应该叫做学徒的，但我父亲非要这样说我也就随着这样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