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是不是她疑心生暗鬼，那校工再见到她，眼神就暧昧起来。事发之后，法院到叶莲子供事的小学校外调，校工说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但叶莲子加入共产党的事从此搁浅。

早知如此，不如大学毕业时就与班级党支部书记进行“等价交换”，不就是上床?以后各奔东西，谁也见不到谁。耶就可以留在北京，不必在黄牙或口臭之间非此即彼，让地左右不是，无以筹吴为也不得不那样想，如果缄口不言，独自承受这份罪恶的折磨，虽然卑劣，却不能不说是另一比起她的坦诚带给母亲和女儿的苦难，缄口不言的卑劣、胆怯、自私又算得了什么?而且她承担的毕竟是她个人的、良心的审判，而不是三代人的全军覆灭。

4

如果不是几个月后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即便经过了法律程序，他们的日子还是可以凑合下如果许多事物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颠倒，像吴为与韩木林这样的人很难进入“主流社会”，顺便也挖掘出韩木林喜欢赶热闹的潜能。结果是韩木林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革命组织的小头目，“革命”、“进步”这样的字眼竟与他有了关联，真让他受宠若惊。这副重担激励着他，进步、进步、再拿什么作为与革命的见面礼?先砸了家里磨砂玻璃的花瓶再说。但磨砂玻璃花瓶怎能对得住革命的垂顾?看看周围的革命行动，只好背弃“原谅一切，既往不咎”的约定，到吴为单位贴了她的大字报，就像电影《英雄儿女》里的英雄王成那样“向我开炮”。

开炮之后，只好划清界限。

吴为和韩木林分居已久。分居后，韩木林与吴为展开了争夺禅月的拉锯战。韩木林最后将禅冬天，很冷。叶莲子一言不发地坐在火炉边，自韩木林把禅月劫走之后，她就这么坐着，不腌咸菜，不收拾屋子，不买菜，不做鞋子，不缝衣……要不是怕吴为饿着，恐怕连饭也不做。蒸的馒头不是碱大就是碱小，碱放对了也揉不开，馒头上老是点散着一块块黄褐色的碱块，焖米饭自然也是夹叶莲子的眼睛盯着炉子，屈伸着她那些纤细可是粗糙的手指，又在默数禅月被带走多少日子。

这时，她脸上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什么的，只剩下一脸的皱纹。

如果那时有人问吴为：母亲是什么?她一定回答说：母亲就是一脸的皱纹。吴为试图在脑子里描绘叶莲子的脸，怎么画都是那一脸的皱纹，其他部位全都画不出来。有时顶多画出她那双细长的眉，也是被烦心事折成了几道弯，而不是风平浪静的样子。

吴为像是蛮有城府地说：“妈，咱们不能显出着急的样子，那样韩木林就更用这个法子整咱们了。”

那时吴为成长了不少，以后她还将继续成长。在韩木林将禅月劫持之后，她立刻到托儿所，将掸月的卢口迁至她的名下，并将户口本藏匿到抄家行家也无法抄出的地方，以为这就可以将禅月留住，岂不知法律不会让一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得逞。“对，不应该显出着急的样子。”叶莲子伸直用来默数的手指，让它们平躺在膝头，却把计算放进了心里，到现在为止，掸月走了一个月零三天。

这时门嗵的一声开了。那个让她们想念得难以自处的小人儿，自己走了进来，那个死了的屋子眼看着就活了过来。“韩木林送你回来的吗?”“我自己。”禅月那个“我自己”还说得不大清楚，听起来是“我几几”。

“你怎么回来的?”

“走走。”禅月不会坐公共汽车，也没有钱，只能走。

围巾在脖子上围着，帽子在头上戴着，口罩、手套、大衣，一样不少、一样没落，全副武装地回来了。

大衣放在箱子上。很高，禅月够不着。可是有一只大声袖子垂了下来，只要拉着这只袖子，大衣就会掉下来。帽子、围巾在什么地方?在床上。口罩、手套在什么地方?在大衣口袋里，禅月记得很清楚。

现在床上堆了很多大衣、帽子、围巾，她得从那堆衣物下把她的帽子围巾掏出来。禅月爬上床，把脑袋扎进那堆衣物，那些衣物很沉，拱起来非常吃力、她像只在雪地里刨食的小松鼠，吃力地刨着，累得呼哧呼哧鼻涕直流。总算抓住一块粉红色的东西，拉了一拉，是她的围巾，不是帽子，又继续往那堆衣物里拱。她得找到她的帽子，不论妈妈还是小姥姥，每次带她出门，这五件东西一样也不能少地给她穿戴整齐，怕她冻病。她一病，她们就急得天翻地覆，所以她不能病，她得找着她的帽子和围巾。“你干什么呢?”韩木林问。“玩儿藏猫猫呢。”禅月吓了一跳，赶快把脑袋从那堆衣物下缩回来，通红的小脸上全是细密的汗珠。

其实她不怕韩木林，小姥姥怕，妈妈也怕，她不怕。现在吓一跳，是怕韩木林发现她的秘密。